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形成过程
（一）中西医结合的概念
中西医结合的概念，目前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应包括两个范畴：中国卫生工作政策的管理和中医学术研究的发展。关于它的概念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主要从学术层面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内容、模式和目标。认为：中西医结合可定义为，综合应用中国医药学与西医药学的方法和理论，在中西医结合研究过程中，不断创造中西医结合方法和理论，研究人体的结构和功能、人体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人体与社会的关系等，探索和解决人类身心健康和疾病发生以及生命问题等的一门医学。二是主要从医学临床实践的层面，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概念。认为：中西和西医工作者应该相互合作，中西和西医学术应该相互配合，主要目的是提高临床疗效，这一实践过程，就是中西医结合。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中西医结合是中医学知识和方法与西医学知识和方法相结合，在提高临床疗效的基础上，阐明机理，获取新医学知识的一种途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的一项长期政策。中西医结合是中、西医学的交叉领域，也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一项工作方针。中西医结合起源于临床实践，逐渐形成了一个发展目标明确和方法独特的学术体系。
（二）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形成过程
“什么是中西医结合？”“中西医能够结合吗？”“中西医就这样结合吗？”“这也算中西医结合吗？”等等，这类问题一直在中医界和中西医结合界的学术讨论中引起激烈的口头辩论和严肃的文字争鸣。在人们的辩论和争鸣中，不少时候是由于对“中西医结合”概念理解的分歧，使得辩论和争鸣失去了应有的意义。所以，联系“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形成和演变过程，认清这一概念的最本质的含义，对所有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和思索中西医结合问题的人都是非常必要的。
有人指出：“结合”即融合、合并、合一和统一之意。所以“中西医结合”就是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即把中、西医药相互融合、合并、合一和统一，从而创造我国的新医药学。但是，这一应该是最具有权威性的结论，只是解释了“中西医结合”的字面意思，对“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根本没有做真正的说明。这一问题仍然迫切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中西医结合”的概念具有比较宽泛的外延：中、西医生的团结合作，中、西医疗技术的并用，中、西药物的配伍，中、西医理的互证以及中、西医学的交融，都属于“中西医结合”的范畴。发展统一的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新医药学，是中西医结合的最终目标，所有与实现这一目标有关的自觉行为，都应当视为中西医结合的工作。当然，表达概念的同一个词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表达同一个概念也可以使用不同的词。所以除了字面的含义之外，要想真正弄清特定概念的特定含义，还必须深刻理解其产生的背景和演变的历史。
毛泽东同志于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时期即主张“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1949年9—10月间，他在接见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指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1950年8月，他又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在毛泽东主席题词的指引下，那次会议将“团结中西医”与“面向工农兵” 和“预防为主”一并确定为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工作建设的三大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党和政府提倡的中西医团结合作是“中西医结合”的最初含义。
“中西医团结”与“中医科学化”，是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所强调的和中医工作有关的两大主题，也是会后制定中医政策的思想基础。“中医科学化”否定了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只强调中医经验和“科学医学”的结合。以“中医科学化”为目的的中医进修教育，虽然具有时代的必要性和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完全取消了产生新中医的教育，并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歧视中医的具体政策，影响了中医的积极性，实际上破坏了中西医的团结合作。1951年以后，中央卫生部轻视、歧视中医的错误得到纠正，中医被请进西医医院参加工作，中西医真正获得了在临床诊疗工作中团结合作的机会。在中西医团结合作的过程中，先后采取了西医诊断中医治疗、中西医综合治疗以及西医辨病和中医辨证相结合等临床诊疗方法，这些初级形式的中西医结合，后来也在中西医兼通的“西学中”新型医生的临床工作中得以实现。
中、西医关系的本质问题不是人士问题而是学术问题。中西医结合的关键并不是人士的团结，而是学术的结合。1952年何云鹤发表的《现代医学和中医的结合》一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明确提出“结合”概念的文章，而该文认为“可能的结合”只能是经验与实验的结合，而绝不是医学理论的结合，通篇充满了“中医科学化”的情调。后来当中医学作为一种完整的医学体系受到中国社会各界的重视后，很长时期内医学界无人再讨论中、西医能否结合的问题，因为在党和国家领袖的号召下，中西医结合迅速变成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这一群众运动是从西医学习中医开始的。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于1955年底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开学，至1958年7月毕业，培养出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批中西医兼通的新型医学人才。毛泽东主席于1958年10月11日就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的问题，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写了重要批语。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指示写了《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于1958年11月18日附以《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下发上海局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于1958年11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很快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195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力开展西医学习中医运动》的社论，对中央的批示进行了宣传，并发出了更加强有力的号召。毛泽东主席的批语“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很快在全国传诵，并成为20世纪60—70年代家喻户晓的“最高指示”。
毛泽东主席1956年8月24日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1959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指出：在我国的医药学遗产里面，有大量的具有科学性的精华，我们必须把这些精华认真地吸收起来，这也是发展我国的新医学的必要条件。而用以发掘和整理这一座伟大宝库的手段则是现代科学的方法。发掘和整理我国医药学遗产的结果，无疑将使我国现代的医学科学知识更加丰富，便于我国的医药学家对现代医学做出更多的创造性的贡献，便于发展有独创性的医药学派。
1960年4月卫生部党组《关于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经验交流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指出，中西医结合，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祖国医学的工作，目前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是，用中医和西医的理论与方法，结合临床，对某些疾病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使中西医学术逐步交流，并开始产生出新的理论。第二种是，用生理学等现代基础医学研究中医学术，进而推动基础医学科学的发展。第三种是，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病人的过程中，系统整理临床经验，从一种病到多种病以至到整个科如内科和外科等，总结中西医结合的防治办法和临床治疗规律，并逐步深入到理论研究，以逐步形成新的临床医学体系。第四种是，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从物理学、化学和电学等方面对祖国医学进行综合的研究，以丰富医学科学内容并产生出新的学科。这些牢牢建立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研究方式和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党和国家提倡的“中西医结合”的概念到1960年已经基本定型，以上引述的领袖指示、党报社论和政府文件等，应该成为理解“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基础。我们有充分的依据下这样一个定义使“中西医结合”的概念得以明确：中西医结合，就是在中西医团结合作的基础上，主要由中西医兼通的医学人才，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整理和研究祖国医药学遗产，丰富现代医学科学，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统一的新医药学的过程。
以上为“中西医结合”所下的定义，明确了这样几个内涵：中、西医团结合作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基础；中西医兼通的新型人才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主体；现代科学方法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基本方法；中国传统医学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对象；丰富现代医学科学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直接结果；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统一的新医药学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最终目标。进一步论述这些思想要点，对真正深刻理解“中西医结合”的概念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必须强调，中西医的团结合作是中西医结合的基础，是中西医结合研究过程的开端。由于总体水平和发展速度的差异以及执业者经济利益的矛盾，中国传统医学和近代传入的西洋医学的交流采取了碰撞和对抗的形式，与西医学的迅速壮大相反，中医学一度陷于濒临消亡的境地。如不改变近代以来形成的中西医学术割据、宗派纷争甚至攻讦敌对的局面，尤其是对中医的轻视、歧视、否定和消灭的态度，中西医结合研究则无从谈起。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制定的“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以及1954年以后中西医团结合作的真正实现，是中西医结合迈出的第一步。
在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过程中，中西医兼通的新型人才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主体。在中西医团结合作的临床工作中，通过中西医诊断方法、治疗技术和常用药物的结合与配伍，实现了最初形式的中西医结合。而进一步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则主要由离职和在职的“西学中”教育培养出的一大批新型医学工作者所承担，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主要力量。当初强调“关键在于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习西医”，除了突出中医学的科学价值之外，还在于中医界的一般科学文化水平较低，难以通过短时间的教育使之掌握科学研究所必需的知识和能力。后来随着中医院校正规教育的发展，通过进一步学习西医而由中医成长为中西医结合人才者逐渐增多，这类人才与“西学中”人员相比，虽有西医学基础不够坚实的缺陷，但在“系统学习，全面掌握”中医学方面，却又表现出一定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