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病因病理学差异
病理学是研究疾病的病因，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机体的变化，以及疾病发生机制的理论。其目的是探索疾病的本质和规律。就研究对象和任务而言，中医学和西医学的要求基本相同。但由于指导病因学和病理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不同，造成了中、西医在病因和病理学上的差异，并影响到临床诊断治疗，以及疗效评价方法等方面的差异。
（一）西医对病因学和病理学的基本认识
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和科赫发现了大量的病原微生物，促进了西医病因学的发展，创立了一门新的微生物学学科。除了生物因素外，西医的病因还有物理因素、化学因素、遗传因素、免疫因素和精神因素，以及身体必需物质的缺乏等。西医对这些因素的研究主要是从微观实质方面进行探索。
由于西医认为人体是有细胞、组织、器官和器官系统组成的，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元。因此，他们认为，疾病的发生，首先应该出现组织和器官形态结构的异常变化。他们自然遵循分析还原的方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步步深入地探索病理学。
1761年，意大利医学家Moggneni（莫尔干尼，1682—1771）在积累了七百多具尸体解剖资料的基础上，出版了著作《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他观察了各种疾病的器官外表的变化，并在动物身上进行解剖学实验，试图用这些器官的病理变化来解释疾病的临床表现；他研究了这些器官变化的原因和疾病的部位，详细介绍了人体组织器官的病理学改变，成为世界上第一本解剖病理学专著，使病理学能够进行解剖学定位，并通过疾病的临床表现，追溯人体器官或系统的解剖学变化，从而创立了器官病理学理论。
德国医学家Rudolf Virchow（鲁道夫·魏尔啸，1821—1902）于1858年出版了《细胞病理学及其生理和病理的组织学基础》一书，创立了细胞病理学，进一步发展了莫尔干尼的理论。和细胞发现者西奥多拉·施万一样，魏尔啸也在生理学家穆勒的实验室工作。细胞理论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提出，假如细胞是机体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是生命和健康存在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那么，疾病的病理改变必然与这些细胞具有密切关系。他认为，人体是一个细胞王国，就像是一个由许多细胞排列组合成的“社会”，每个部分都具有和其他部分同等重要的位置。他提出，疾病的产生过程首先发生在细胞中，虽然病理学在过去的100年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这一思想仍然在当代病理学中起着主导作用。
西医的病理学认为，尽管疾病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但其基础和本质在于对人体细胞的损伤、修复、代偿和适应等。
引起疾病的因素有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即外因；也有内因，如人体自身免疫反应的异常、先天性遗传缺陷以及某些营养不良或营养失衡等，这些因素作用于人体，如果超出了人体细胞组织的自我适应能力，就会引起细胞的损伤，导致疾病发生。
细胞损伤的特点是细胞的分子结构和生化反应的改变，从而导致机体细胞形态、新陈代谢和生理功能的改变。西医非常重视细胞形态和结构的变化，以了解疾病的本质。病理解剖学已成为西医认识疾病的重要手段。
细胞损伤主要表现为萎缩、变性和坏死。细胞萎缩是由某些障碍引起的，导致细胞分解代谢大于合成代谢，使细胞、组织甚至器官体积缩小，新陈代谢和生理功能下降。细胞或组织变性是由于细胞新陈代谢障碍，导致细胞或细胞间质中出现异常物质和某些特定物质大量增加，常见的变性包括肿胀、浑浊、脂肪变性、水变性、透明变性、玻璃样变性、纤维样变性、淀粉样变性、黏液变性、病理性钙化及病理性色素沉着等。
严重的细胞代谢障碍和细胞损伤，引起组织细胞的死亡，就是坏死。此时，受影响的细胞停止新陈代谢，功能完全丧失，细胞形态逐渐解体。凝固性坏死、液化性坏死、干酪样坏死、脂肪坏死、可溶性坏死和坏疽等是最常见的坏死。在各种致病因素作用下，细胞损伤过程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在损伤发生的同时，机体出现一种主动的抗损伤修复或代偿性适应过程。损伤和抗损伤是疾病发生过程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如果身体抗损伤能力不足，损伤无法修复，甚至加重，疾病肯定会加剧，甚至导致死亡。如果身体抗损伤能力足够强大，就能预防损伤，使疾病好转。
抗损伤机制包括修复、代偿和适应。修复包括外周健康组织的再生，以修复受损的细胞组织，例如血管再生、上皮组织再生、肌肉组织再生、纤维组织再生和神经组织再生，以及软骨和骨组织再生。此外，毛细血管和纤维结缔组织增生过程中，形成的肉芽组织常常含有许多白细胞和组织细胞，肉芽组织的形成也是常见的受损组织修复，达到伤口愈合的方式。
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器官结构受到损害而不能完全修复，出现功能障碍和代谢紊乱，甚至引起器官和组织之间的相对失衡。此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机体可以调整原有器官或其他器官的新陈代谢、功能和结构，进行替换和补偿，在各器官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和协调关系，这就是机体的代偿。机体的储备能力决定其代偿能力。另外，当环境发生变化、器官受损或其功能发生变化时，机体往往能通过自身的新陈代谢以及结构和功能的改变来适应这些变化，这就是机体的适应能力。这些能力是机体在自然选择进化过程中逐步获得的。
损伤与抗损伤是一对矛盾体，它的过程非常的复杂。其中炎症是这一过程中最常见的反应之一，发挥着重要作用。炎症反应是病原因素诱导的局部组织细胞对人体损伤的反应，它的意义主要是防御。炎症反应包括变性、渗出和组织增生。变性是指在致病因素的侵蚀下机体细胞发生的变质和坏死。同时，损伤的细胞释放一系列炎症介质，如组胺、5-羟色胺等，引起局部血管反应，如充血和渗出。充血增加受损组织的血液循环，组织间出现大量渗出物，这不仅有利于消除炎症病灶中的代谢物，而且能增加血管通透性，渗出液增多，渗出液中含有的丰富的抗体和补体等物质，通过免疫作用发挥直接消灭病因微生物的作用。渗出液中大量的白细胞，能够吞噬致病微生物，发挥重要的防御作用。炎症过程中的增生是炎症因子和组织细胞解体产物刺激损伤区巨噬细胞、内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在损伤修复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损伤与反损伤同时存在，互为因果。
抵抗损伤的能力取决于机体的内在因素。在同样致病因素（外因）的作用下，有些人会生病，有些人则不会，有些人病情很重，有些人病变很轻。可以看出，外因相同的情况下，内因即机体的适应性和抗病性发挥重要作用。内因决定外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伴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免疫学在细胞和分子水平上发展迅速，继而促进了微生物学的发展。虽然，免疫功能是体质方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人的体质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它具有非常广泛的内容，包括许多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等。比如，通过对DNA和RNA的医学研究，发现它们是人体内部因素的基础，由它们形成的遗传密码，对身体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问题都需要科学家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在现代医学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有能力控制传染病对人体的感染和损害后，迫切需要综合研究某些发病率和死亡率高，严重影响人体身心健康的疾病，如神经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其他内源性代谢紊乱和遗传性疾病。当然，代谢紊乱与当今社会生活紧张和缺乏锻炼等生活方式以及精神刺激和环境污染等因素密切相关。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强烈建议把生物医学模式提高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上来。因为，处于同样情况下的人群之间的疾病发病率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作为个体差异的基础，先天差异和后天差异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全面研究。
莫尔干尼创立器官病理学理论200多年及魏尔啸建立细胞病理学理论100多年以来，他们的理论对西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疾病的分类主要是依据病因、部位和病理特征，也就是说，疾病的分类主要是根据病因和部位所处的细胞和组织的病理变化来进行的。在此基础上，临床大分科除了参照不同的治疗方法，如以药物为主的内科、以手术为主的外科、以物理治疗为主的理疗科等。临床科室进一步的细化主要是基于人体解剖系统的器官和组织的分类。随着医学解剖和人体分析的深入，临床医学的发展越来越深入，临床分工越来越精细，学科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清晰，面对病人越来越复杂的病情，在住院之前，往往需要经过多个科室来诊断属于各科的疾病。这样，整个组织器官的病理变化就更加清晰和明确，但在医生严格划分的视野下，患者的整体状况往往模糊不清，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二）中医对病因学和病理学的基本认识
中医学的病因和西医学的病因概念完全不同。西医学致病因素包括物理因素、化学因素和病原微生物等。虽然在明末清初温病学兴起的时候，吴又可等温病学家曾提出过“疫气”的概念，推测其中有致病物质，但这一思想并未对中医病因产生影响。长期以来，中医学根据其对病因认识的理论体系脉络，提出外因、内因和不内外因的病因观点，中医称之为“三因学说”。
外因就是中医所说的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实际上六淫就是一年之中气候的六种异常变化。六淫是相对于六气而言的，中医学认为，气候变化按照正常的时间顺序是六气，不同的气出现在相应的季节，如春风、夏热、秋燥、冬寒。如果它们的变化超过正常的范围，就会成为非季节性的气，成为导致疾病的非时之气，即六淫。出现非时之气后，机体通过阴阳消长的调节机制来适应这些变化，如果一个人的体质很强，六邪的强度不超过其适应的弹性范围，就不会致病，即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一个人的体质不好，或者病因的强度很大，就会患病，即“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六淫之邪与人体的六经密切相关，六邪中的每一个邪气都会在人体相应的经络和脏腑中引起一定类型的病理反应，形成一定类型的“证”。例如，风是阳邪，伤人主要集中在肌肉表面和头部。症状表现为汗多、怕风和头痛等，其症状变化多端，疾位游走不定，严重者出现眩晕，抖动，抽搐和角弓反张等；寒为阴邪伤人，伤外则恶寒四肢冷，筋脉拘急，伤内则胃腹挛痛、下利清谷、小便清长，呕吐清水痰涎，寒凝气血，不通则痛等。
六淫是客观存在的非时之邪。然而，与西医不同的是，中医学并不注重对客观实体的感知，如仔细观察病原微生物，了解其形态结构和致病机理。它是从外感病原体作用于人体的证候和病理状态反应来推断病因的本质。因此，中医称之为“审证求因”。由此可见，中医对病因的认识不仅来源于六淫物象，而且还结合人体内部因素接受外源性病原体的侵袭后做出的病理反应。它是从主、客体互动双方的反应状态来认识病因，这也是中医学认识论的一个特征。
喜、怒、忧、思、悲、恐、惊是中医学的七情内因，七情是人体正常的七种情绪变化，但这些情绪变化过于极端时，就会变成致病因素。中医认为，不同的情感与不同的脏腑密切相关。如生气伤肝，高兴太过伤心，思虑过度伤脾，悲伤过度伤肺，恐惧伤肾。情志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和反应，不是客观事物，中医学也是在“审证求因”中把七情的异常表现理解为致病的内因，七情内因引起的疾病主要表现为气机运动失调。如《黄帝内经·素问·举痛论》说：“喜则气缓，怒则气上，思则气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寒则气收，热则气泄，劳则气耗。”
不内外因指除内因和外因之外的其他病因，如虫兽所伤、金刃所伤、跌打损伤、医药之过、先天因素和中毒等，都可以归纳为不内外因。
由此可见，中医的病因学并不是独立于机体，而是与机体相互作用的，“审证求因”是中医认识病因的主要方法。因此，中医病理学的核心是“证”。它不仅关系到对病因的认识，而且是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基础。
不同的致病因子可以引起不同的中医证型，同一致病因子也可以引起不同中医证型，这是由于个体体质和环境差异所造成的。此外，不同的致病因素也可以导致不同的人出现相同证型，这是因为机体对不同的致病因素产生了共同的反应。中医不仅注重上述差异，而且注重其共性。所以有“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观点。也就是说，同一疾病的不同证型可以采用不同治疗，而不同疾病如果证型相同，其治疗方法也一样。因此，中医病理学中的辨证概念不同于西医病理学中的辨病概念。这个概念不同基于它们理论和方法上的差异。因此，在治疗学中，辨病论治和辨证论治也遵循各自的发展规律。
中医整体观念包括天人关系、藏象关系、形神关系。这样，把天-地-人-神视为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可以分为多个层次，每个层次都有许多相互联系的因素，形成一个复杂的巨系统。阴阳对立和统一贯穿于这个复杂的巨系统之中。宇宙有阴阳，人体有阴阳，形神有阴阳。天地的阴阳与人体的阴阳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阴阳的相对平衡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人体的藏象形神，而人体的协调平衡则表现为脏腑有序的生成、制约和制化，即中医的“阴平阳秘”的健康功能状态。阴与阳的对立统一，促使天、地、人、神诸多事物不断地运动变化。由于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天、地、人中某一个环节如果出现超常态变化，如阴阳失调（阴盛阴虚或阳盛阳衰），就会影响其他环节，与人之间的联系会受到比正常情况更多的变化，比如阴阳的剧烈振动，或阴的过剩和不足，或阳气的过剩和不足，这一环节的阴阳失衡，会影响其他环节以及人体脏腑秩序，使体内出现一定程度的阴阳失衡和紊乱的临床表现，干扰人体“阴平阳秘”的健康功能状态，从而引起疾病。这是中医病理学中非常简单和非常普遍的观点。这一思想在《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用高度概括的语言表达出来，即“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因为阴阳对立统一是一切物质运动的内在基础。所以，我们应该从天地和人体的阴阳变化中认识疾病，并推断疾病的发展趋势，从而确定治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