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发展史
中医药学源远流长，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斗争中积累的经验。西医传入中国之前，中医药基本上是以中原为轴心在中国的地域范围内独立存在，奉献于我国民族的生存和人民的健康。西方医学是以欧洲古代医学为基础，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门现代医学科学体系。
当历史步伐迈入20世纪，中医药几千年来统治世界的格局已经被打破。中西医学的碰撞、交流和互补，形成了中医学发展的时代特征。
中、西两种异质医疗体系的沟通并不顺畅。不同历史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学者提出了中西医结合、废除中医药和中医药科学化等诸多不同观点，形成了长期激烈的学术论战，争论的焦点在于面对西医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中医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继承了延安时期的卫生方针政策，重视支持和保护中医药。然而，由于受废止中医思想回潮的影响，卫生部门的一些领导在中医科学化的旗帜下制定了一些错误的卫生政策，极大地阻碍了中医药的正常传承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及时发现了这种错误并进行了严肃批评。第三次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开始扭转轻视和歧视中医药的倾向。后来，逐步确立了正确的中西医结合原则。在对待中医药学的态度上，实现了思想认识和方针政策的革命。
中西医结合是指在中医、西医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对既精通中医，又精通西医的医学人才，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进行挖掘、整理和研究祖国医药学遗产，丰富现代医学，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统一的新的医学的过程。在几十年的实践过程中，在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中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和宝贵的经验，中医药学可以沿着传统与现代的道路不断进步，实践证明中西医结合是发扬中医药学的重要途径。
西医首先作为一种赢得中国人信任的手段传入中国，受到西方人的特别重视。近代西方国家热衷于在中国开展医疗活动，竞相设立医院，招收中国学徒，开办医学院校，招生中国医学生，创办中医学杂志，翻译出版西医书籍，致力于西医在中国的传播。
经过西方传教士和教会团体的努力，西医作为一种新的医学方法和体系，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随着西学传入中国，西医作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越来越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特别是民国时期，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开办西医的力度，逐步在各地建立了医学院和医院，并派出了更多的海外留学生。在国内外的共同努力下，进口西药在我国迅速传播和应用。在中国培养的医学毕业生和留学回国的医学生之间形成了一支新的健康队伍，从此，中医界和西医界两股不同的医学力量并存。
进入20世纪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逐渐兴起。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中医学，与其他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西医界有人以西医为标准，强烈谴责中医学所谓的缺点，甚至形成了以余云岫为代表的废除中医学流派，试图通过政府立法消灭中医。废除中医学派的言行激起了中医界人士的愤怒和反击。恽铁樵、杨则民和陆渊雷等著名中医学家积极参加了这次辩论，为保持中医学的继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医药学界“反废止、求生存”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但在中医的存、废之争中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和对中医药未来的理解是不同的。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科学化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深远的学术观点。这两种主张成为现代中西医结合研究之前中、西医交流的主要指导思想。
中西医结合学派是西医学的传入和发展使中医学和中医界面临严峻挑战和严重危机时产生的一个学术流派。它的基本观点是，虽然中医和西医属于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各有优缺点，但它们的客观对象都是人类的健康和疾病，因此这两种医学应该而且能够相互联系和相辅相成。从认识论原理来看，人们对同一对象的理解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只要在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有相同的研究对象，就可以在交流过程中实现基于对象本质真实反映的统一。因此，汇通派的发展方向顺应历史潮流，中西和谐统一的新医学思想被中西医结合继承、改造和发展。但是，汇通学派几乎都是精通中医的著名专家，缺少精通西医的新学者，更缺少精通中、西医的学者。他们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创造一个新的先进的医疗体系，而在于寻求一种适合中医生存的方法和途径。
虽然现代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者和中西医汇通派的研究者一样，认为两种医学有着相同的研究对象，因此可以融会贯通，取长补短，最终形成统一的新医学。但他们的立场是，他们所要创造的新医学的研究方法和面貌，与汇通学派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不再仅仅站在中医的立场上，运用推理和类比的方法，把西方医学知识融入中医学体系中，建立一种新的中医学，恽铁樵称之为“新中医”，而是站在两种医学上，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即实证科学来解释中医学的规律，探索中医学的理论精髓和经验知识，使之与现代医学体系互相融合，建立以经验科学为基础的统一的新医学。“中西医结合”继承和发展了“中西医汇通”，并以发展为主，是一次质的飞跃。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科技界著名学者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中国科学化运动。中医科学化是中国科学运动中提出的改良中医学的思潮。施今墨、陆渊雷、张赞臣、余无言、时逸人和叶橘泉等都是中医科学化的倡导者，其中以陆渊雷最具代表性。废除中医学派的代表余云岫不仅批评中医理论“不科学”，而且将中医的临床疗效描述为“巧合与幸运”，陆渊雷在充分肯定中医经验的同时，基本否定了中医学理论，提出了“从根本上推翻气化”的口号，彻底否定了气化学说。不难看出，中医科学化与废除中医学派的观点有着一致的倾向，两者的结果也趋于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科学化”成为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形成的中医药政策的两大主题。当时的中医科学化与近代的中医科学化有着不同的含义：它不再是指中医理论的科学化，而是指中医师的科学化，即通过现代医学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对合格的中医师进行科学化培养，使之成为“科学医”。至于中医理论，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从1954年批判歧视中医的错误政策开始，中西医结合的卫生政策于1960年逐步确立。它既肯定了中医学的丰富经验，又承认了中医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有着“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等简单辩证法和简单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认为这些理论核心可以弥补西医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不足，必须对其进行继承和发展。“中西医结合”是对“中医科学化”的直接否定。但是，“中西医结合”所运用的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知识和方法，虽然达到了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遗产和创建新型中医药学的目的，但与“中医科学化”所倡导的“科学方法”是不同的。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科学化虽然发展水平不同，但都属于经验科学范畴，表明中西医结合向中医科学化的回归。科学史与其他历史一样，总是在辩证否定的过程中前进，这是一个客观规律。
中西医关系是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复杂社会问题。在毛泽东主席的关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工作建设的三大方针是：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毛泽东主席在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题词：“团结各部分新、老中西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强大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虽然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明确的，但中医药的具体决策仍有赖于决策者更加细致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卫生部领导一方面借鉴延安卫生工作经验，另一方面受到废除中医思潮的影响，把中西医团结和中医科学化作为两大中医政策。1951年，《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以及《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进修班的规定》相继颁布，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中医的实践，而且开始了将中医转变为“科学医”的中医进修教育，中医正面临着无法继承和正常发展的危险。
自1953年4月毛泽东主席发现卫生部存在严重问题以来，多次对中医工作提出质疑、批评和教育，及时批评和纠正轻视、歧视和限制中医的错误做法。1954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党组在提交中央关于改进中医药工作的报告中，提出成立中医药研究院所，将中医药纳入大医院工作，扩大和完善中医药服务，加强中医药研究，加强中医药产销管理，整理出版中医药图书，改善中医的进修工作，中华医学会吸收了中医药的参与，使其成为中国医学界的群众性学术团体。这些建议于1954年11月23日由中央政府批准实施，此后基本上得到执行。
1958年6月，由中医研究院创办的第一个中医研究班结业了。1958年10月11日，卫生部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了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的成绩和经验，毛泽东主席做了重要指示，他要求全国各省市开办西医学习中医班，并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西医学习中医，广泛发展中西医结合的群众运动迅速展开。
1962年，刚刚开始复苏的中国经济由于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遭受了重大损失，中西医结合工作也陷入低潮。1966年以来，已取得初步成效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和实验研究工作基本停滞。
作为国家高级领导人，周恩来也十分重视中西医结合工作。1970年夏，他特别指示卫生部筹备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一些中西医结合的研究项目开始重新启动。1970年底，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表彰了二十二项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成果。会议期间，他会见了所有与会者，并与取得重要成就的专家进行了亲切交谈，肯定了中西医结合的成就，并指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
1977年7月22日至8月15日，卫生部召开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座谈会，讨论制定了1976—1985年全国中西医结合十年发展规划。《规划》将党和政府以前提倡的“现代科学方法”作为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法，改为“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以“逐步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基本理论”取代“丰富现代医学科学”作为中西医结合的研究目标，《规划》指出：中西医结合在医疗、教学和科研中是中医药发展的主流。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药发展的必由之路的论断，是中西医学无法共同认可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不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不能取代中医学自成体系，也不能阻碍中国现代医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1979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广州举办了医学辩证法研讨会，吸引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和自然辩证法等六百多名各界人士参加。面对明显和严重的意见分歧，卫生部不得不认真分析和思考。最后得出结论，必须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政策。
1980年3月6—13日，卫生部组织召开了全国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会议总结经验，重申了党的中医药政策，提出了中医药发展和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股力量应该蓬勃发展，长期共存。我们要依托这三股力量，推进医学现代化，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医药新事业，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大力发展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股力量，保持长期并存，是适合中国实际国情和科学发展规律的正确方针。”在这项政策的指导下，统一医学界的思想，是这次会议的一大成功。这一成就将永远载入中国医学发展史册。
广州会议上关于中西医结合的学术争论，引起了中西医结合领域学术领袖的共鸣。他们一致认为应该建立自己的组织，坚持中西医结合，回答那些认为中西医结合是不可能的人，于是他们发起了建立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的倡议。在1980年3月举行的全国中医药与中西医结合会议上，《中西医结合杂志》的创办和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的成立被列为未来的任务。1981年7月20日，《中西医结合杂志》第一期发行。11月8—12日，隶属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一级学会的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全国中西医结合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讨论了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章程，并选出了第一届理事会。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前5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西医结合的发展道路发生了显著的转折，医疗领域的内部矛盾和各种社会因素共同构成了这一转变的动力。
毛主席的一再指示和呼吁，是确定中西医结合原则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必须首先为中华民族谋划国计民生，作为意识形态的导师，他只是给予人民一般的意识形态原则，不能提供可以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的法宝。然而，对尊重和热爱领导的信念有时会使人们放弃思考和意志。例如，后来成长为中西医结合专家的学术带头人，当他们第一次加入学习中医团队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是出于自觉自愿，而是“服从组织”去做了他们不想做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医结合研究者不顾一些人的反对和误解，坚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他们不再是对领导者伟大召唤的回应，而是他们基于体验到这项研究工作的意义和看到这项研究的光明未来而做出的正确选择。将被动的实施政策转化为自觉的科学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西医结合研究者的一大特色。首先，根据这一特征，将此前约30年的时间，划成了中西医结合史的第一阶段。
中西医结合第二阶段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医疗科研队伍相对独立。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是中西医结合领域的学术组织，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每年组织召开数次全国中西医结合学术会议，为加强中西医结合队伍团结，促进学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1991年10月，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更名为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在全国各省市设立中西医结合分会，先后成立30多个专业委员会，深入开展中西医结合临床和理论研究。截至目前，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员6万余人。《中西医结合杂志》作为中西医结合从业者的学术载体，不仅及时反映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和结论，而且在宣传中西医结合政策、树立中西医结合团队形象、强化中西医结合研究者的信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于1992年更名为《中华中西医结合杂志》，1995年出版英文版《中华中西医结合杂志》，其科学性和应用性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可，成为唯一被SCI收录的中西医结合期刊。
中西医结合的相对独立性是针对中医而言的，相对独立性意识最早产生于中医领域。1982年4月16日至22日，卫生部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了全国中医医院与高等中医教育大会。《关于加强中医医院整顿和建设的意见》《全国中医医院工作条例》和《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切实办好中医学院》三个文件，主要提出了加强中医事业建设，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问题，认为没有中医机构的建立，就没有中医医疗、教学和科研的基地；没有保持和发展中医特色的中医机构，就不可能在发展中医事业中发挥作用，从而失去中医机构的意义。衡阳会议精神的贯彻，引发了一股“纯中医”浪潮，甚至有人提出“非中医人员调离中医机构”。1982年11月14日，《健康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全面理解保持中医特色问题》，驳斥了这一思潮。
1982年11月26日至29日，卫生部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了全国中西医结合和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科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研究“衡阳会议”后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的对策。石家庄会议制定的《关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意见》，突出了几个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一些问题的解决，壮大了中西医结合的队伍，巩固了中西医结合的研究阵地，促进了中西医结合相对独立的发展。《关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意见》也强调，中西医结合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到高级以及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这是对以往中西医结合工作中存在的急躁情绪的一种很有意义的反思。
衡阳会议和石家庄会议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的两次重要会议。贯彻落实两会精神，形成了三种力量并存的新局面。中医机构的中医特色得到了加强，中医药院校中医药学科特色得到加强，中医药院校西医学科课时大幅度减少，中西医结合领域加强了综合医院中医科室建设，建立了中西医结合医院和研究所，重建了自己的医学和科研基地，建立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生高等教育，培养了自己的接班人。被迫退出中医界的中西医结合队伍迅速壮大，多位学术带头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跻身中国科学界最高层。
经过几十年中西医结合研究者的努力，中西医学各自的优势在临床实践中越来越融合，而中西医结合治疗多种疾病取得了比单纯西医或单纯中药更好的疗效，中西医结合临床体系的建立必将为医学治疗和卫生保健开辟一片光明的前景。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中西医结合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信赖，而且得到了国家政府更加充分的肯定和政策法规更加有力的支持。2003年10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第3条规定，“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全面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从法律层面肯定了中西医结合的合法性和合理性。2003年11月5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指导意见》［2003（52号）文件］，要求各地结合实际，认真落实。2005年3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中医杂志》出版50周年题词：“实行中西医结合，发展传统医药学”，进一步激发了全社会的进取精神。
国家科技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16个部委于2007年1月11日发布了《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下面简称《纲要》）指出，“中医药具有易于普及和预防、治疗、康复、保健一体化的医疗模式”，是“我国最具原始创新潜力的领域”，但传统观念所表达的中医理论科学内涵难以为现代社会所普遍理解和接受，因此，中医药创新发展指导思想的核心是：在继承和发扬中医药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努力确认和厘清中医药的科学内涵，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和中医药产业技术水平，通过知识创新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理论体系和保健模式。《纲要》提出的“促进东西方医学优势互补、相互融合，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学奠定基础”的战略目标，将对促进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目前，国家法律层面的中医药立法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作为继承和发扬中医药的重要途径之一，中西医结合将在法律的保护下，在跨学科、维护患者利益和社会需要的客观规律的推动下，越来越广阔，未来会越来越光明。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事业也是党的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探索并形成了大力发展中医药，重视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中医药政策，为中医药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在这场防控疫情的战争中，中医之所以能够辉煌灿烂，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党的明智的中医政策。
曾几何时，中医药由于近代以来的“落后”“非科学”的历史包袱，在民国时期举步维艰，陷入被取缔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团结中、西医两股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作为重要方针，毛泽东亲自在20世纪50、60年代发起并推动了“西学中”运动，为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宪法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1986年，为保证中医药体系的相对独立发展和完整，国务院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极大地促进了中西医结合体系的建立。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没有中医药，就没有办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事业。
进入新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把中医药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2016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我国首份《中国中医药》白皮书颁布，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对中医药发展的坚定信心和决心；2017年，我国首部《中医药法》正式实施。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中医药大会上发表重要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等，为中医药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中西医结合的繁荣与发展，也为中医药在新时期的发展赢得了良好的机遇。在新时期，中医药具有独特的卫生资源优势、巨大的潜在经济资源、原始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已成为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