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学观察手段比较
中、西医学作为传统医学与近现代医学的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两者不单在各自观察或实验的对象方面存在差异，其各自所采取的观察和实验的手段、方式也有所不同。
（一）中医学观察手段
作为传统医学的中医理论，中国古代医学家所采取的观察手段往往是最直接和直观的，而无须借助于工具或科技手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观察”一词可追溯至《易经》，其中指出：“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而中医所依托的观察方式，大多是这一类原始、朴素、和直观的手段。
如前文所述，古代对于人体、药物药性乃至自然条件的观察，由于被观察对象的属性大都是可以被人的感官所直接感知的，即通过人的视、听、触以及味觉的直接品尝感知等途径，即可获取对被观察对象的感性认识。如《黄帝内经》指出：“夫脉之大小、滑涩浮沉，可以指别；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五脏相音，可以意识；五脏微诊，可以目察。”
中医的建立和观察的手段，亦离不开在人的机体上开展的“试验”，如“神农尝百草”即是借助于人体直接尝试和服用药物而进行的临床试验，因而对药物药性和功效的认知也直接来自人的机体的切身感受。又如李时珍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检验曼陀罗花的麻醉作用。笔者认为，“神农尝百草”不应只狭义地理解为神农氏本人的个人观察实践，而应广义地将其看作是中国古代在大量的、历代的医疗实践基础上的总结。
另一方面，《黄帝内经》所建立的体系和对人体生理和病理的认知，部分是源于古代在“内证”或“慧观”下所得到的关于对生命现象乃至天地自然的认识。这样一种“内证”的方法，是研究中医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但尚未得到理论界的充分重视和探讨。
所谓“内证”的观察手段，不同于西方科学依靠仪器进行实验观察的测量方法，需借助于外部的观测仪器或对象，如西医学通过小白鼠或人体的实验、解剖分析等。最原始的中医认知实践，部分是在古代处于虚静的“慧观”状态下对自身生理知觉和状态的观照及体悟而完成的，是一种“内证”的观察方式。当代中医学者、医师刘力红指出：在传统文化里，存在很细微、很精深的内证实验，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正是因为这个内证实验和理性思考的结合，才构建了中医理论。熊春锦亦提出：中国的慧观科学，可以说是一种系统型的灵感思维、有序性潜意识直觉思维以及深度定观、慧观、无为先天状态下的“性慧”运用的产物。
与此同时，中医理论认为人体的气血运行于经络之中，而“气”作为人体能量态的生命现象和动力，古代先哲通过“内证”或“慧观”的方式，体验气在自身经络中运行，或针灸对经络穴位的刺激而形成的酸麻、痛痒和冷热等感觉、感知，经过体悟和总结而形成对于经络的认识，使得中医这种“内证”和“慧观”的实践方式成为可能。
明代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中引用了宋代张伯端的《八脉经》的记载，并论述：“……而紫阳（即张伯端）《八脉经》所载经脉，稍与医家之说不同，然内景隧道，唯返观者能照察之，其言必不谬也。”
李时珍所说的“内景隧道”即指人体经络，而“反观照察”即是“内证”和“慧观”的手段。
关于内证、慧观，国内学者刘天君曾提出“体验科学”的概念，他认为“体验科学”的方法是中医方法论的特色，其将“体验科学”的方法定义为观察者通过对自身体验的研究而认识世界，它有别于近代西方建立在可测量、可重复的客观观察基础上的实验科学的方法。刘天君认为，“体验科学”的方法也并非不可测量和重复，而是由于其观察手段和方式的性质不同了，因而测量和重复的性质、方法乃至标准也应相应有所区别。而强调中医的“体验科学”的方法，并不意味着中医的认知只有主观的“体验”而没有客观的“实验”，相反，这两者都是同时存在的。然而，从中医发展的历史看，在正确认识人体、疾病及宇宙自然的过程中，“体验科学”方法和“实验科学”方法都不可或缺，但前者往往是起源，而后者往往是补充。换言之，中医理论体系中的许多创始和关键性的基础理论，往往是源于古代主观体验的研究，而最终完成于客观的实践研究和体验研究的相互引证和结合。
因此，中国古代医家和先哲凭借“内证”和“慧观”的观察手段，通过对自身体内“气”的体察，发现并验证了人体“无形”经脉的存在，并且得到了关于人体经络、穴位及其各自形态和功能的认识，应当说，这一认识是对于人体生命现象的一种直观性描述，并非凭空思考或想象的产物。
此外，中医理论中的诸如药物归经理论、气血学说、五脏学说等理论，部分亦是建立在“内证”和“慧观”的观察手段之上的。
（二）西医学观察手段
以古希腊医学为代表的早期西方医学亦离不开医生依靠自身感官的观察，如观察病人的汗液、尿液和呼吸等，用手轻触病人胸口以测量体温。而自盖伦提倡解剖以来，以解剖的手段来观察和研究人体成为西方医学的一大发展趋势和特点。解剖的方法使得西医逐步从对人体外部的观察进入到内部，西医关于人体器官、组织形态、结构和功能等方面的观察，都依赖于解剖。
17世纪，意大利人桑克托瑞斯（1561—1636）根据伽利略的发明，利用量度的观念设计了体温计和脉动计，分别用于测量人体的体温和脉搏。同时，他还制造了一种像小屋大小的秤，对不同时间和不同条件下的体重进行观察和测量，可在其中生活、睡眠、运动和进食。桑克托瑞斯利用此装置，在排泄前后，都称量自己的体重，进行了30年的反复观察研究，发现体重在不排泄时也在减轻，认为是由于“不易觉察的出汗”所导致，这是最早的对于新陈代谢现象的观察。
伴随近代科技水平的提高和显微镜技术的发明和进步，西医借助于显微镜使观察由宏观进入微观，应当说，显微镜的应用为西医的生理学和病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手段，人们观察到细胞的病变与疾病产生之间的关系，使得西医进入细胞乃至更微观层面的新的认识水平。
另一方面，19世纪中叶由于物理学和化学的发展，为微生物学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研究手段，西医通过细菌培养和细菌染色等手段和方法，对细菌进行了更为广泛的观察和研究。
18世纪末，奥地利医生奥恩布鲁格（1722—1809）发明了叩诊。他由于受到了用手指敲击大酒桶从而根据声音推测桶中酒量多少的启发，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对人体胸腔的观察和诊断，以叩击来寻找“病灶”。经过大量的观察实践，包括尸体的解剖追踪，他创立了应用至今的叩诊法。
与此同时，法国病理学家和临床学家拉埃内克（1781—1826）发明了听诊器，他从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中，得到对于心肺可以听诊的启示。最初，他通过发明和不断改良，制成了一种木制的听诊器。拉埃内克检查了许多病人，研究了用听诊器所发现的各种微小现象，并进行了大量尸体解剖，将解剖结果与临床现象相对照，从而改进了古老的听诊法。1819年，拉埃内克发表论文《间接听诊法》，并根据这种新的检查方法来诊断心脏和肺的疾病。
此外，许多用于临床辅助检查的诸如血压测量、体温测量和体腔镜检查等器械，都是在19世纪开始应用的。与此同时，一系列光学器械相继发明和使用。较早的有德国物理、生理学家赫尔姆霍茨发明了检眼镜，继之，喉镜、支气管镜、食管镜、胃镜和膀胱镜等仪器先后发明，这些医学器械不仅丰富了临床内科的诊断手段，也为进一步观察人体内部、探寻“病灶”提供了条件，并使其后体腔内进行治疗成为可能。
19世纪，法国生理学家马让迪（1783—1855）、德国人弥勒（1801—1858）和法国人贝尔纳（1813—1878）借助动物实验对神经和消化系统进行了大量生理研究。随着19世纪末阿司匹林的研制成功，其他各种药物的合成亦不断得到发展，随后人们开始研究药物的性能和作用，以在动物身上进行药理实验为手段，创立了实验药理学。
总的来说，19至20世纪，伴随微生物学、细菌学、免疫学和药物学等学科的相继出现和发展，其所借助和依赖的现代科技检查仪器也得到了改进，物理学和化学的检验分析手段也得到了不断更新。
（三）观察手段的异同
由于，在中医的理论体系中，对人体和生命现象的认识是建立在“精、气、神”的三个层次之上的，所谓“精”是指存在于人体脏腑和血液的营养精微物质，“气”和“神”则是推动血脉周流运行的动力和能量。相对而言，“精”属于有形的物质，而“气”和“神”则属于无形的生命能量。
而在西方医学和哲学关于人体生命的理论中，由于受到原子论的影响，主张人和生命现象是可以还原为基本原子单位，及其相互作用的物理和化学原理。因而西方医学家在对人体和疾病进行观察和研究时，寄希望于发明更加精密的仪器和科技手段，以观察和探寻人体生命的奥秘。
但中国古代医学认为，外在的工具和仪器并不能帮助人们认识生命和疾病现象，因为“气”和“神”是以无形的状态存在，既然无形，那么就没有必要用仪器去探测它。对于有形的物质（精），中医采取原始、朴素和直观的观察手段。而对于无形的能量（气和神），中国古代医学则另辟蹊径，以“自身为实验室”，依靠“内证”和“慧观”的手段对人体内部世界进行观察、感知和体悟。同时，中医几乎从不需要在动物身上进行药物的药理实验观察，而中药本草药物学的丰富和发展，往往都是历代医学家在临床亲自尝试草药来完成对药性的感知和体悟。
总的来说，西医也存在直接观察，但更多依赖于仪器和科技手段的间接观察。而中医则几乎始终以直接观察的手段为主。
（四）观察理论的渗透
美国科学与哲学家汉森曾在《发现的模式》一书中提出“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这一理论指出，观察并非对物象“刺激”的消极的机械反应，而是受观察者的理论影响和支配，使不同理论观点的人可能把同一对象观察成不同的样子，其不同的程度相应于他们相互分歧的程度，理论差异小，则观察结果的不同也小，理论如果相对立，则可能把同一对象看成不同的东西。汉森认为，人们在观察事物时，是受预先存在的理论知识和经验影响的，这种影响就渗透在观察中。他强调这种不同并不是观察者事后对其观察对象所做的解释不同，而是渗透在观察中的，这就是他的“观察渗透理论”。
应当说，中、西医同样作为医学理论，然而两者观察的对象及通过观察得到的结果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说明，中、西医学在进行观察的同时，必定已经预先存有其理论或观念的前提或框架。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者张功耀曾提出，中药人参经过现代药理学研究，并未发现其在化学成分上有何营养价值和对疾病的确切作用。笔者认为，这正是由于中、西医在不同的理论体系背景下，对药物的特征所采取的不同观察视角而造成的差异和误解。
关于中药人参，在中国古代医学家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和总结的基础上，对其药性的观察体验，认为人参具有很好的补益疗效。例如，在《名医别录》中记载：“人参疗肠胃中冷，胸肋逆满，霍乱吐逆，心腹鼓痛，调中，止消渴，通血脉，破坚积，令人不忘。”
此外，中医还认为人参具有大补元气，安神，治疗食少，倦怠，反胃吐食，大便滑泄，虚咳喘促，自汗暴脱，惊悸，健忘，眩晕和头痛等功效。不难看出，中医对于人参药性的认知，是在于观察其对于病人主观感受到的“不舒适”症状的改善作用。例如，气虚患者往往感到憋闷气短，而在服用人参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可以得到不适症状的改善。
而西医重在对药物确切的化学成分分析，例如，分析其成分的营养价值，或其对于人体或对于细菌、病毒所产生的影响和疗效机制。事实上，现代药理学分析表明，人参的主要化学成分为人参皂苷和多糖，其对于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循环系统等都具有调节作用。例如对于人体有镇静和兴奋及对血压的双向调节作用，以及强心、保肝和一定的抗肿瘤作用等。
通过比较中西医在不同视角下对人参药理作用的认识，西医药理学研究所观察到的镇静、强心、保肝和抗肿瘤的效果，即是中医所讲之“安神、补元气”的作用，只是在不同理论背景下，中、西医彼此所观察的侧重点不同所导致的差异。中医偏向于观察人体服药后主观症状感受的改善情况，而西医则偏向于观察和分析药物具体的化学成分和化学作用。
另一方面，中医对于药物药理作用的认识，是建立在整体的基础之上；而西医研究人参成分的药理作用，是首先将每一种成分经过提纯分离，单独对其进行动物实验观察，因而，所得到的结论很有可能是片面的或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整体虽然由部分组成，但整体的功能不等于部分功能的简单相加。同样地，对中草药的单一成分的实验，并不能说明多种成分相互构成配比之后的整体功能作用。
又如，对于糖尿病，虽然中、西医都认识到了患病者的尿液含有糖分，但西医是通过尿液检测，而中国古代则是通过亲自尝试尿液味道而发现尿液变甜的异常。说明对于同样一种疾病，中、西医学各自所观察和研究的重点则不尽相同。西医重视检测病人血液中的血糖含量，并通过临床药理学实验来观察降糖药物的剂量或注射胰岛素等治疗方式对于患者血糖指标的改善情况。然而中医理论对于糖尿病的认识，则往往不会去关注患者的血糖指标，而是通过观察患者是否有多饮、多食和多尿的症状来分析病位和病因。糖尿病在中医理论中属于“消渴证”范畴，分为“上消”“中消”和“下消”。“上消”患者可见到多饮，“中消”患者可见多食，“下消” 患者可见到多尿、乏力和消瘦，以及生殖能力减弱或丧失等。
中医之所以注重患者是否有多饮、多食和多尿的症状表现，是由于中医理论认为：肾主水，人的饮食经过脾胃的消化吸收转化为精微物质（营养）和糟粕（排泄物），肾的功能在于调节水液代谢和排泄，因此当人体出现尿液的异常时，一定与脾和肾为主的脏腑有密切关联，比如当胃有热邪时，可见到多饮、多食，而当肾气匮乏时可见到小便频数、乏力、消瘦等症状。因此，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一种与多个脏腑相关的综合性病症，不能离开整体而只就局部来认识。中医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观点，在临床上才会主动地观察和获取病人在多方面和全方位的信息，目的是确定疾病所在的脏腑和疾病的性质，以达到辨证论治的效果。
综上所述，中、西医在观察中所渗透的理论，一种是中医的“辨证系统论”，一种是西医的“分析原子论”，也正是由于这两种思想和理论模式的差异，因而使得中、西医所观察到的结果有所差异。事实上，这种差异从根本上说，是尚未达到统一融合的分离状态，如同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同一物体，之所以结果不同，是因为尚未站在全局的高度将两者兼容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