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理论检验方法比较
检验一个理论的正确与否，其唯一途径是通过实践。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假说若要上升为一般的科学理论和定律，需要将假说-演绎系统的一系列可观察命题付诸实践检验，若实验验证的结构支持假说，则将假说提升为理论，反之，则否定假说。
医学作为科学的分科之一，由于其自身特点和最终目的，因此医学理论的检验归根到底应是付诸临床医疗实践的，而检验医学理论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疗效。
西医作为现代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其医学理论的自身发展历程必定是遵循科学研究活动的一般逻辑规律的。然而，作为传统医学的中医，其近百年以来被诟病的主要原因即其理论是否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抑或只是建立在主观臆想的玄学层面之上，中医理论的检验方式是什么，以及中、西医理论体系各自的检验方式存在怎样的差异，应当值得深入探讨。
（一）中医理论的检验
中医理论的检验是建立在临床的个体化的医疗实践中的，正如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创立了一个完整而庞大的“六经辨证”体系，对于这一理论体系，正如张仲景本人所说的“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有待于后世医学家在实际的临床医疗中来加以验证。
《伤寒杂病论》中所载的中药药方，后世称为“经方”。所谓“经方”，其一是“经典之方”的意思，自汉代成书以来，经方就在历代医学家的临床中被广泛应用，沿用至今，其疗效可见一斑。其二，“经”有“不变”和“规则”之意，由于经方通常的用药在10味以下，以5味、6味居多，每一味药使用的时机和预期的功效在《伤寒杂病论》中都有明确的说明，因此，临床使用经方必定要遵循一定的规则。
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一生精研医术，并拥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被后世誉为“药王”。他在晚年致力于研究和整理《伤寒杂病论》，努力实践《伤寒杂病论》中的辨证和用药方法，并据此著有《千金翼方》流传后世。孙思邈通过运用《伤寒杂病论》的辨证体系来医治疾病，发现用之以后效果非常显著，因此曾赞叹说：“披《伤寒大论》，鸠集妙要，以为其方，用之以来，未有不验。”应当说，孙思邈是医史上在临床实践中使用并验证“经方”学说的第一人。
清代名医陈修园一生对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学说推崇备至，是明清时期“尊古派”的代表医家。他一生在临床医疗中对于使用“经方”情有独钟，可以说是非“经方”而不用。陈修园在其医书中讲道：“经方愈读愈有味，愈用愈神奇，凡日间临证立方，至晚间一一于经方查对，必别有神悟。”
同时，陈修园在临床中见到很多病人为了补虚而过度服用六味地黄丸，而产生“元气外脱”的严重副作用，提出了“久服地黄暴脱证”的观点，对当时和后世的中医界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应当说，陈修园在临床亲自实践经方，对经方的“神奇”疗效有了实际的验证和体会，这可以说是对于《伤寒杂病论》学说体系的一种客观而深入的验证。而其对于那些服用六味地黄丸不当而产生副作用的案例的总结和思辨，则是对前人学说的一种否定性的检验，并由此提出了新观点，即新的“假说”。
清末医学家曹颖甫，其治学医术专宗《伤寒论》，以善于应用经方而名闻一时，在当时享有“经方大师”之称。曹颖甫主张通过临床实践而活用经方，其门人编纂整理《经方实验录》一书，点出了曹颖甫对于经方应运用于临床以验证其疗效的思想。例如，《伤寒杂病论》中记载“芍药甘草汤”为治“脚挛急”之处方，并言其疗效为“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而《经方实验录》中记载，曹颖甫曾治疗一老女佣：“其病右足拘急，不能行，行则勉强以跟着地，足尖上向，如躄者然。”曹颖甫以芍药甘草汤治疗，结果“翌日复诊，媪右足已能全部着地，……又翌日访之，老媪料理杂务，行走如健时”，可见其疗效之显著。
又如，《伤寒杂病论》中记载麻黄汤为治疗“太阳伤寒”的处方，以无汗、身痛为主要症状。而自明清温病派学说产生并盛行以来，一些医学家提出“南方无伤寒”的观点，因此在临床中对于麻黄汤多弃之不用。而曹颖甫本着《伤寒杂病论》学说，主张只要疾病与《伤寒杂病论》“太阳伤寒证”所说的症状相同，就应当使用麻黄汤治疗，于是在临床中大胆实践，并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可见，曹颖甫在临床通过实验验证“经方”的疗效，对于《伤寒杂病论》学说体系是很好的检验和诠释。
事实上，中国历代医学家对于其前人所著的医书经典和学说理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临床医疗实践中加以体会和验证的，而中医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模式中不断积累起来的。同时，《伤寒杂病论》学说体系为中医建立了一个“理、法、方、药”的完整体系，其核心精神就是“有是证用是方，有是症用是药”的学说体系，即“方、证对应”的规则体系。因此，临床的实践检验就是对这一“方证对应”学说体系的检验。
（二）西医理论的检验
如前文所述，幽门螺杆菌（Hp）在1981年由澳大利亚科学家马歇尔和沃伦发现，并由此提出了“幽门螺杆菌可导致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病因学。西医观点认为：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治疗主要在于根除致病菌Hp，以往的医学理论推荐在临床使用诸如包括甲硝唑、克拉霉素、阿莫西林和左氧氟沙星等在内的抗生素药物进行治疗，这一方案于初始治疗时，Hp的根除率可达85%～90%。
目前，临床上存在多种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方案，但是随着Hp耐药性的逐渐普遍，临床上正在寻找根除率高、耐药性低的抗生素及其治疗方案。2007年，我国第三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若干共识会议提出：可使用喹诺酮类药物替代克拉霉素进行抗Hp治疗。其中，莫西沙星是第4代氟喹诺酮类药物。
另一方面，Hp的治疗方案因为新药物的出现、研究的深入、药物耐药状况的改变、药物不良反应以及不同地区药物耐药性不同等因素面临多种选择，国际和国内的共识也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不同的推荐方案。我国共发布过四次关于Hp若干问题的共识意见，2012年10月发布了《第四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处理共识报告》。报告指出：消化性溃疡是根除Hp最重要的适应证，根除Hp可以促进溃疡愈合，显著降低复发率和并发症发生率。根除Hp使绝大多数消化性溃疡不再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疾病，而是可以彻底治愈的疾病。
西医针对幽门螺杆菌的不同药物治疗方案的研究，通常具有一定的试验流程模式来加以检验和验证。一般采用临床选取一定数量的患者作为样本进行研究，以检验治疗方案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临床在选取样本时，患者需要先经胃镜检查进行确诊，确认患有胃溃疡、慢性胃炎或十二指肠溃疡，然后对样本采用随机分组，并分别采取不同的治疗药物进行试验观察和对照。在选取样本和分组时，还必须满足患者在年龄、性别和病情严重程度等方面均无明显差异，使样本具有可比性。其次，入选样本的患者在诊断标准上，还须满足在生理、生化的检查中，至少两项指标结果显示Hp阳性，包括快速尿素酶试验、14C尿素呼气试验和胃黏膜组织病理学检查，并同时排除其他疾病或服药的干扰因素。
在实验中，通常选用阿莫西林、克拉霉素和埃索美拉唑等推荐药物进行对照组，在一个疗程结束后4～6周复查。一般临床药物试验以溃疡面愈合程度和Hp清除情况为标准。通常情况下，溃疡愈合情况的判定标准为：①愈合。糜烂或溃疡病灶消失或仅留瘢痕；②好转。糜烂或溃疡面积缩小≥50%；③无效。糜烂或溃疡面积缩小＜50%。其中，愈合和好转均为有效。同时，对患者进行Hp检查，化验结果为阴性者为根除，仍呈阳性者为未根除。一般会采用有效率和根除率来作为判断治疗方案是否有效，及对照不同治疗方案的优劣。如前所述，有效率即为溃疡病灶有效愈合的样本数占总样本数的比率，根除率则为Hp被根除样本数占总样本的比率。当有效率和根除率在西医认定的一个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则表明预期的疾病机理和治疗方案是正确有效的。
（三）中西医理论检验方式的比较
通过研究比较中、西医各自的理论检验方式，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医学理论归根到底，最终目的还是服务于临床医疗实践，治疗和解决病人的病痛，因此，中、西医各自的理论检验都离不开以“疗效”作为验证理论正确与否的核心。
纵观中医近两千年来的医学实践，确实不存在近现代以来在西医研究中所采用的群体化、标准化的研究模式，也不存在应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有效率、根除率、治愈率等指标进行统计研究，以此来检验理论的正确与否。中医的理论检验模式，采取的是一种个体化、个性化的医疗验证模式，是通过在临床中单个的病例逐渐积累总结而达到检验这一效果的。中国古代医学家也几乎都有注重记录临床“医案”的习惯，这不单为他人的临床诊疗提供有效经验，同时亦为后世医学家继续研究和总结前人应用医书理论所取得的实践效果提供了客观和准确的资料。
西医采取的检验方式通常是选取大量的样本，通过多次、可重复的大量实验来检验理论。与中医相反的是，西医这种验证性实验对于实验客体即研究对象，往往追求的是一种“去差异化”的方式，换言之，西医的诊疗理论追求的是一种群体化、普适化和标准化的模式。因此，这也是西医重视采取数理统计的方法来指导临床验证性试验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西医的检验性实验是受控的，是按照假说-演绎体系经过精心设计而开展的实验。可以进行受控试验的逻辑前提是：人是可以被还原为更小的单元的，而这些更小的单元是可重复的。由于西医秉承了原子论的自然观，因此，西医在对人体进行药物的验证性试验时，会排除一些无关的因素，即“去差异化”，而主动地控制某几个因素或试验条件来操作实验，以此来验证或判决假说的正确与否。
而中医则不存在受控性的实验，这是因为中医理论所基于的是一种整体论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人体的各个部分也是有机结合的，各个部分之间不能分解而孤立地研究。例如，中医对待“头痛”这一病症，虽然病灶部位相同，但是中医理论认为头痛可以是由风邪、瘀血、肝阳上亢或肾虚等多种因素导致的，因此对于这一病症，是不能离开整体而单独针对头部这一病灶来孤立研究的。
虽然受控性实验是以原子论为基础的西方科学的特点和标志，但是否可以就此认为基于整体论的中医就非科学呢？我们认为，科学区别于哲学、宗教乃至迷信或伪科学的根本特点，在于科学的理论或假说是可以被经验所验证的，事实上从这一点上来说，中、西医都同样满足这样的条件，只是中医的理论不适合用西方科学的受控性实验的方式加以检验罢了，然不能就此认为中医是伪科学。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西医引入数理统计方法是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其重复、随机、对照的三大原则，设计、衡量、评价的三大功用，收集、整理、分析资料的三大步骤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在此之前，西医的研究以单个对象来总结经验、提出理论，但重复性差，缺乏普遍意义。流行病学就是依靠统计分析而产生，因为如果没有足够容量的正常人样本，便无法确定与疾病相关的生化指标的正常值范围，所以也就无法进行健康和疾病状况的量化研究。单个病例无法进行某一疾病的发病率、治愈率、生存率和死亡率，以及时间、人群和地区分布的统计。
不得不说的是，中医虽然没有选择引入数理统计方法来进行临床群体化的验证实验，但不能就此认为中医理论不具备可重复性。现代西方科学认为，科学之所以称之科学，在于凡是科学理论都是可以被重复性验证的，并且有可观察的客观证据来支持的。中医理论虽然强调“辨证论治”，实行个体化的诊疗模式，表面看来似乎不具备可重复性，但《伤寒杂病论》的理论体系中所述“方、证对应”的原则已经暗含其理论的可重复性。换言之：在理想状态下，当不同的医生都在完全掌握这一理论体系的情况下（知识结构背景相同），对同一病人所做出的诊断和治疗结果应当是完全相同的。
当然，由于实际情况中，不同的医生由于在学识、智力和情绪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不可能完全做到诊疗结果完全相同，但应当具有一定趋同性。实际上西医在临床实践中，不同的医生在面对疾病时由于受上述因素的影响，也会做出不尽相同的判断，因此，在现代医疗中对于重大疾病特别强调专家会诊。
（岳双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