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学观察对象比较
（一）中医学观察对象
中医学是从古至今继承下来的传统医学体系，因此其与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法之间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传统哲学一直把人和天地看作一个整体，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互影响的。《黄帝内经》说：“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因此，中国古代医学家不仅把人体和疾病作为观察和研究对象，而且还把天地、自然和万物等作为观察对象。
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贯穿于医学。所谓“天”，是指日月、星辰、山川和大地等自然事物。阴阳五行自然观是中医学的核心理论基础之一。阴阳五行学说不是主观想象的产物，而是建立在古代先哲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基础上，经过提炼和总结的一种认知方法。阴阳是一个直观而简单的概念，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凡是性质对立或相反的事物和现象，都可以分为阴阳，如寒与热、表与里、虚与实以及动与静等。所谓“五行”，是指五种功能和属性，如《尚书·洪范》中对“五行” 的解释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
因此，所谓“五行”是指五种具有直观特征的功能属性，如水性物质具有湿润和趋下的性质，火性物质具有发热和趋向上升的性质等。由此可见，阴阳五行的概念是以对客观事物的观察为基础的，它是在功能属性层面上定义和确立的。
中医的主要观察对象可分为三类，即人体的观察，药物的观察，季节、气候等自然条件的观察。
1.人体的观察
（1）生理学观察
中医对人体的观察可分为“生理观察”和“病理观察”。所谓“生理观察”是指通过长期观察对人体正常生命现象、生理结构、属性和功能的认知。《黄帝内经》概述了中医对人体生理的观察和总结。中国古代医学研究起步很早，例如商代伊尹就已作《汤液经》，东汉时期张仲景在此基础上总结并撰写了《伤寒杂病论》，发展了其理论，列举了以汤药本草治病的方法。可以说，《黄帝内经》的学说体系，是经历了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长期医学观察和实践的结果。
中国古代医学家对人体的观察，首先是建立在最直观的基础上，而不是借助于实验。由于在人的发育和成长过程中，最直观的反应是生命现象、生理状态和功能等，可以清晰、直接地观察到人类成长的各个阶段不同的生理变化。所以在《黄帝内经》第一篇《上古天真论》中，描述了观察到的人体发育、生长和衰老情形。如：“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
古代医学家一方面通过对人体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观察和总结，将这些生理上的变化对应于相应的脏腑和经脉。另一方面阐明了中医对人体生理学的基本认知对象，包括脏腑、经络、气血、五官、毛皮和筋骨等。对于这些被观察的客体，古代医学家注重直观观察且容易被观察的现象，即人体各部位的功能和形态变化，作为认识人体脏腑、经络和气血等生理现象的基础。例如，古代医学家通过观察人体头发的荣枯、听力的好坏以及骨骼的强健与否，发现这些生理功能和状态与肾脏密切相关，所以将肾脏的功能概括为“肾开窍于耳、主骨生髓、其华在发”。古代中医就是通过这种“思外揣内”的方法，对人体的脏腑等生理功能进行直接的观察。
（2）病理学观察
所谓“病理学观察”，即古代医学家对人类疾病的性质、特点和表现等方面的观察。中医的“病理观察”可以概括为八纲和四诊。所谓“八纲”，是古代医学家在认识和观察疾病时特别注意的八个方面，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可以看出，“八纲”实际上是四组对立的特征范畴，也是四组直观的观察对象。古代医学家借助“八纲”原理，可以观察、识别和掌握人体疾病的四个方面的特点和性质，即病位（表里）、病性（阴阳）、病因（寒热）和病势（虚实）。这是古代医学家研究疾病和病理观察的重点。
所谓“四诊”，就是“望、闻、问、切”，四诊虽然是一种观察的手段，但也隐含了观察对象，反映了古代医学家对病人身体的观察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四诊不仅包括对病人的客观观察，还包括对病人的主观感受的关注。医生对患者的客观观察包括患者的面部颜色、眼神、舌苔和体温等身体外观表现，以及患者的脉搏、肢体运动和其他病理特征。
中医特别注重对病人脉象的观察和鉴别，通过脉诊观察病人的脉搏强度和速度等。疾病的诊断离不开脉搏。古今医学家特别注重通过临床观察和认识，总结出人体脉象的各种表现和差异。在临床观察的基础上，对27种脉象的特点和差异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
与此同时，古代医学家亦注重询问病人的主观感受以获取疾病的信息，古人总结著有《十问诗》，详尽概括了医学家在临床观察的十个主要方面，即：“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渴俱当辨，九问旧病十问因，再兼服药参机变。妇人尤必问经期，迟速闭崩皆可见。”
因此，中医病理学观察的重点是观察病人可以直接表现出来的症状和表现，或者医生可以借助于脉搏、询问和触摸等方法直接获取病人信息，无须借助外力和工具等，而仅凭借人的直观的感性观察便可直接获得的对象。在这一系列感性观察过程中，以“八纲”为指导的理性认识，可以说“八纲”是医学观察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认知框架，它又为新的观察指引以方向和对象。
汉代张仲景在其所著《伤寒杂病论》一书中，总结了《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提出了临床观察和诊断疾病的直观标准，是《黄帝内经》从理论发展到临床实践的经典之作，是我国医学科学家开展临床医学实践，发展医学理论的重要依据。《伤寒杂病论》总结的疾病分类方法，是建立在观察和捕捉病人的生理和病理的直观和外在表象的基础上进行的。张仲景提出的“六经辨证”的诊断方法指出，“六经病”之中每一种疾病都有自己的特点，医生需要观察、识别和捕捉这些疾病在人体内的外在表现特征，以确定疾病的性质。
例如《伤寒杂病论》中关于六经病证的论述提出：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少阳之为病，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口苦、咽干、目眩。其中，“脉浮”是医生可以观察到的脉象特征，“头痛”“恶寒”“心烦”等，是病人对疾病反应的一种主观感觉，这种病人的主观性不适感受，中医称为“症状”，“症状”是疾病所显现出来的最直接的表现。中医“证”的概念和范畴一般是指具有一定相关性的“症状群”，通常由一个或多个症状组成，即“证”是“症状”的有机组合。所谓中医的“辨证论治”，就是指医生在病人的诊断和定性方法上对“症状群”的认知和辨别。
由此可见，中医学的“病理学观察”偏重人的感官和知觉能直接获得的对象，所获得的信息偏于宏观、具体、直观和感性，不注重借助于解剖和化验等工具的微观观察。
2.中药的观察
中医学的另一个观察对象是中药的性质。所谓“药性”是指药物的状态、性质和功能，而中医主要侧重于气味，即中医的“四气五味”和疗效功能这三个方面。在中药学中，药物的“气”属性分为“寒、热、温、平”四种，即古代医学家通过观察中药生长环境的气候和温度，以及观察和体验服药后人体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寒热感受，来区分中药气的属性。
同时，通过对药味的直接品尝和体验，将中草药分为“酸、苦、甘、辛、咸” 五种口味。而人体服用药物后可以观察和预测到的生理反应，是医生观察和体验的重点，即药物的疗效。例如，《神农本草经》将常用的中药茯苓描述为：茯苓，味甘、平，主胸胁逆气，忧恚惊邪恐悸，心下结痛，寒热烦满，咳逆，口焦舌干，利小便。
医学家对于茯苓药效的观察认识，是通过“忧恚惊邪恐悸，心下结痛、咳逆、口干、小便不利”这一类临床可被直接观察到的、人体在服药前后生理现象和感受的变化而体现的。换言之，人体在服用药物前后自身的感觉、症状和行为等究竟发生了何种反应和变化，这是古代医学家所留心观察和体验的重点。
正是由于古代医学家注重观察和体验药物之于人体的直观功效，因而中医的本草药物学理论经过临床的大量、重复观察和体验，逐步积累并丰富了对中药本草的药性认识。例如，茯苓在《名医别录》中又补充加入了“止消渴，好睡，淋漓，大腹，膈中痰水，水肿淋结，调脏气，伐肾邪，益气力，保神守中”的功效作用。在《日华子本草》中亦增补有“补五劳七伤，安胎，止健忘，暖腰膝，开心益智”的描述。由此可见，中医对于本草药物药性的观察，是建立在可被人体直接感知和观察体验到的宏观功效层面，而并不注重于深入药物的微观物质结构和机理的层面。
3.自然环境的观察
中医对于自然条件的观察对象主要包含季节、气候因素，及其对人体的作用和影响。如《黄帝内经》中指出：“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
由于中医吸取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因此，古代医学家还尤为注重观察季节和气候因素对于人体生理的影响和致病机制。因此，中医进一步将气候的致病因素通过观察而总结为“六淫”（或六邪）。“淫”指过度和不适当的气候或气温、湿度等，也就是“风、寒、暑、湿、燥、火”这六大类气候特征。通过观察这六种环境和气候的致病因素，进而观察并总结了“六淫”各自的特点，如风邪善于疏泄，寒邪善于凝滞、收引，暑邪善于升散、消耗津液，湿邪善于黏滞等特征。
（二）西医学观察对象
公元前6世纪末，古希腊出现了四大医学流派，其中以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0）为代表的医学学派对后世的西医产生了很大影响。希波克拉底在其医疗实践中，强调医生应该在中午前巡视病人，在询问病人昨晚的症状、病情和肠道功能后，应该查看病人的汗液、尿液，观察病人的呼吸，以手轻触病人的胸口以测量体温。同时，希波克拉底学派还提出人体与自然相统一的观点，尤为关注空气、气候、水质、土壤以及居住条件等环境因素对于健康的影响。
古罗马医学是希腊医学的继承者，有“解剖学权威”之誉的盖伦（约120—200）就是古罗马医学的代表。强调解剖是古罗马医学的特色之一，盖伦进一步提出，“要做医生必须学好解剖学，要学好解剖学必须动手做解剖，没有人体的解剖材料，也要动手解剖牛、羊、猪等动物，总之，动手解剖总比眼睛看解剖要好”。盖伦曾从事一些简单的生理实验的研究，他通过解剖观察到动脉的搏动，通过动物实验观察了呼吸器官的结构和功能等。
在文艺复兴思潮的兴起时代背景下，维萨里（1514—1564）首先打破了中世纪的禁锢传统，基于大量人体解剖实验的基础上，推翻了当时解剖学权威盖伦的许多错误。他通过解剖观察了人体的静脉、心脏、肝脏、胆管和子宫等主要内脏器官，观察并描述了人体胸骨的结构，更新了此前的人体解剖学知识。1543年，维萨里出版了《人体的构造》这一划时代著作，标志着现代人体解剖学的诞生。
与此同时，作为近代生物学分支之一的生理学也在不断发展。生理学是以生物机体的生命活动现象和机体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按研究对象的不同，生理学可分为植物生理学、动物生理学和人体生理学等。人体生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构成人体的各个系统的器官和细胞的功能，不同细胞、器官和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17世纪，生理学上最重要的科学进展应属哈维（1578—1657）发现的血液循环，哈维根据实验观察，证明了心脏是血液循环的原动力，并通过数学的方法计算了心脏的血容量。哈维通过反复进行的动物实验，最终得出“血液是循环的”结论。血液循环的发现使生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血液循环理论奠定了生理学基础。
哈勒（1708—1777）注重观察人体的呼吸运动、骨骼运动和胎儿的生长发育现象，以及神经系统的生理功能。瑞奥玛（1683—1757）观察研究了消化过程和消化生理。斯巴兰萨尼（1729—1799）对心血管的功能、消化过程和呼吸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生理学观察。应当说，这一时期的生理学家都是通过充分利用实验方法，对人体诸多生理现象进行更加细致的观察，使得生理学向更深层次发展。
另一方面，伴随显微镜的发明，西医的研究逐渐从宏观进入微观层次的观察。马尔比基（1628—1694）利用显微镜观察植物和动物，发现了青蛙肺脏中的毛细血管，他还致力于观察人体脾脏和肾脏等组织的微细结构。雷文虎克（1632—1723）通过大量的显微镜观察，阐明了毛细血管的功能，进行了红细胞形态的研究，同时也对人体的肌肉组织和精子活动进行了细致的观察。
17世纪，西方医学涌现出的三个临床学派，体现了数学、物理学和化学对医学的影响。其中，化学医学派将生命现象完全解释为化学变化，希尔维厄斯（1614—1672）建立实验室，着重观察和研究了盐类与酸类、异烟基物质结合产生的变化。
至18世纪，西方医学对于正常人体的解剖观察已经十分完备，解剖学家和外科医生开始对病变的器官进行解剖观察，于是病理解剖学随之出现。在此之前的病理学一直延续着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学说，直到意大利人莫干尼（1682—1771）通过大量的病理解剖实践和观察，力求观察探寻疾病的原因与器官变化之间的联系，即把“病灶”和临床症状联系起来。莫干尼认为，一切疾病的产生都有其确定的位置，而器官的病变正是疾病的原因。莫干尼在他的医学研究中，对心脏病、肺结核以及梅毒病人的尸体进行了细致的解剖，观察到了病人尸体上的器官改变，由此将器官的病变与疾病的临床表现联系在一起。莫干尼主张从观察人体的物质实体层面出发，以寻找疾病的根源和病因，建立了全新的疾病概念，其所著《论疾病的部位与原因》一书对近代西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世纪初，细胞学说被提出来。至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基于对细胞形态学的观察，提出了细胞病理学说，将疾病研究深入到了细胞的层次。其学说的基本原理包括：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疾病可用细胞病理来说明。
19世纪中叶，由于发酵工业的需要，加之物理学和化学的进步以及显微镜的改进，细菌学说也随之诞生。法国人巴斯德开始观察发酵现象并研究其作用，其后开始观察和研究微生物，证明发酵及传染病都是由于微生物所引起的。德国人科赫发现了霍乱弧菌、结核杆菌及炭疽杆菌等。他们对于微生物的观察奠定了微生物学的基础。19世纪后期是细菌学时代，大多数主要致病菌在此时期内先后被发现。
另一方面，由于化学的发展，西医利用化学实验的方法来观察血液的内容物，其观察的对象是人体体液和固体部分的组织结构和有形成分，并注重观察人体正常和异常排泄物的结构及成分。
20世纪初，俄国人梅契尼科夫观察发现了吞噬细胞，以及乳酸菌与病原菌在人体肠中的相互拮抗现象，建立了细胞免疫学说。20世纪中叶，酶和代谢现象成为西医观察和研究的焦点。20世纪60年代之后，对于基因的观察和研究则成为现代西医的发展新趋势。
通观西医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西医所观察和实验研究的对象，从宏观的人体器官、组织形态和结构等，逐步发展至细胞、细菌、病毒和基因等更微观的层次。其所注重的是物质的物理结构、化学成分、形态、功能和现象等。
（三）观察对象的异同
通过比较中、西医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看出，西医在近现代几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是一个不断深入走向观察微观领域并研究的过程。由于解剖为现代西医的发展开启了一扇大门，因此，医学和科学家们希望通过对人体最细微处的观察，来认识生命现象和疾病的成因，因而所采取的观察从人体的组织、器官到细胞、再到细菌、微生物、病毒乃至更微观的基因层次，希望尽可能多地观察和了解到人体内部的微观物质世界。
而中医的发展从一开始到明清以来，对于人体内部的具体形态、器官和组织的基本构成物质，似乎并不关心。中国古代医学家所关心的是，如何能在不破坏和解剖人体的基础上，“站在外面”来观察人和疾病，通过“寒热”“表里”等线索去观察并获取疾病的特征和患者的症状（或病态的行为），乃至观察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这些既宏观而抽象又直观而具象的方面，才是中医所最为注重和观察的对象。总的来说，中医的观察对象都是无须借助外力工具和科技手段而可以直接获得的，同时，这些被观察对象一般是具有关联性和有序性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西方医学在其产生的早期，诸如希波克拉底学派与中医所注重观察研究的对象，亦存在共通之处，例如都共同关注病人的体温、呼吸、汗液、尿液以及病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等，这些之中的很多也仍然被现代西医所一直延续保留下来。
事实上，中西医都同样重视观察和经验，这也正是科学的起点和基础。所不同的是，近代以来的西医越来越重视微观观察，应当说，这是受到原子论哲学观指导的一种文化，这样的观点认为，整体由部分构成，而部分又是由更小的部分所构成，如果掌握了这些微小的部分，就理解了整体，近现代以来的西医都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而中医乃至早期的传统西医，更多的则是重视人体尺度的宏观观察，乃至联系到生活环境，是一种整体论的哲学观所导向的。
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孝道思想，因此，中国古代医学家不允许以毁坏身体（解剖）的方式来研究人体，所以自然不会致力于探寻人体构成的更小部分，而是认为停留在宏观整体分析基础上的观察就已经足够。
另一方面，中医理论中关于脏腑的观察，是以功能为边界的，所关注的是脏腑在宏观尺度上所表现的功能现象，而不注重形状、结构和物质构成。相反，西医对于器官、组织和细胞的观察，是以形态和结构为边界的，因此，必须要通过打开人体内部来观察微观的物质结构。
因此，中西医所观察的对象的差异，其实是源于两种医学背后的世界观的不同，也是整体论和原子论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