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学术观的开端

自西医传入中国以来，一些中医学家接受了西医理论，接受了科学真理。例如，晚清时期的张锡纯和唐宗海分别提出了“衷中参西”和“折衷归一”等论点，虽然中西医结合理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就，但他们有勇气接受新知识，接受西医新论点、新技术和新经验，并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开放的思想。

张锡纯以唐宗海的中西医结合思想为基础，主张在生理学、病理学和药理学等方面实现中西医结合。他还认为，西医主张人的神灵在脑中，而《黄帝内经·素问·脉要精微论》则说：“头者，精明之府”，神明与精明是相似的，也就是说，“中西之说皆涵盖其中也”，中医所谓心主神，即“神明之体藏于脑也，神明之用发于心”。张锡纯还认为，“西医所说的脑出血是《内经》中提到的厥证，《内经》说：‘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气反则生，气不反则死。’所谓晕厥，就是仆人晕倒，头晕也叫晕厥。大厥之证，既由于气血相并上走，其上走之极，必至脑充血可知，此非中西之理相同乎。至谓气反则生，气不反则死者，盖气反则血随气下行，所以可生；若其气上走不反，血必愈随之上行，其脑中血管可以破裂，出血不止，犹可望其生乎？细绎《内经》之文，原与西人脑充血之议论句句符合，此不可谓不同也”。

张锡纯认为，中西医学不应该相互矛盾，应该结合使用。他认为，“西医用药重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重在求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本宜兼顾。如遇难治之证，以西药治其标，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捷，而临证亦确有把握”。张锡纯对中西医药结合运用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阿司匹林和石膏的结合可以说是中西医结合的有益尝试。在他看来，阿司匹林“其药善解温病初起，然解表法甚效，而清里则不足，恒有服之周身出汗，因其里热未清，而病不愈者。苦其正在出汗时，急用生石膏汤，乘热饮之，则汗出愈多，而热亦清，或用石膏煎汤送服阿司匹林，汗出后没有不愈者”。

在晚清医学家唐宗海提出的“折衷归一”论中，认为“保存中说，西说为证”。他在《中外医书四种合刻·中西医解自叙》说：“都是人也，都是心也，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盖中医沿讹，率多差谬；西医初出，未尽周详。因集《灵》《素》诸经，兼中西医之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只求折衷归一也。”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唐宗海认为：西医是指心脏有血管引导血液流出，有血管引导血液流入心脏。西医以关知名，中医以脉知名。两者都是一体的。还认为：西方医学说心脏有两个腔室，左心房和右心房。血液从左心房流出，血管从内部流向外部，然后进入后部血管。从外到内，心脏回到心脏。从右心房到左心房，血液循环无穷无尽。西医此说，即《内经》“‘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之实迹也，所谓‘阴阳相贯，如环无端’也”。此外，唐医生还认为，西医认为苦胆汁是由肝血产生的，而中医认为肝气变成胆汁，并不矛盾。在唐宗海看来，整合中西医学理论并不难。唐宗海对中西医学的某些生理现象进行比较有些牵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应该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陆彭年、恽树钰在中西医结合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对中西医理论进行比较和对比，特别是在脏腑的解剖位置、形态和功能等方面。陆彭年提倡中医药的科学化，他认为，“今用科学以所求其实效，解释其已知者，进而发明其未知者，然后不信国医可以信，不知国医可以知，然合国医之特长，可以公布于世界医学界，而世界医学界可以深此而有长足进步”。恽树钰主张改良中医，他认为“改进中医学，整理其学术，使欲退化之中医进步，使零乱之学术齐整”，并主张“决不能使中医被西医同化，只能取西医学理补充中医，可以借助他山，不能授儒入墨”。

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许多医生接受了西医的知识，主张中、西医学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中、西药物配合使用，这是中西医结合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