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局裁决前的临时救济措施

考虑到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司法救济可能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期间债权人面临着标的物灭失或毁损的风险，故快速的实行机制是公约所力主实现的主要目标之一^[51]，《铁路车辆议定书》于第8条第2款弥补了公约未对何谓“快速”作出阐释的空白——“快速”是指从呈报救济申请之日起算，在申请提出地缔约国所做的声明中予以规定的若干天内。《开普敦公约》第13条规定了终局裁决前的临时救济措施，即除非缔约国作出声明，债权人可依据同债务人的事先约定，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以下临时性救济措施：其一，保全有关的标的物及其价值；其二，占有、控制或者监管该标的物；其三，冻结该标的物；其四，出租或者管理该标的物和由此产生的收益（上述三项救济措施涵盖的情况除外）。《铁路车辆议定书》第8条增加了一项临时救济措施——销售标的物和使用销售收益。此项救济措施可在任何时间进行约定，但必须是“专门同意”，即明确同意（不必是书面的）法院应债权人的申请时发出销售并分配销售收益的令状。^[52](https://www.daowen.com)

《铁路车辆议定书》第8条强化了债权人依据《开普敦公约》第13条寻求最终裁决救济时的地位，但该条仅在缔约国作出肯定声明的效力和范围内适用，为实现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法政策目标，我国声明中应加入此条。《铁路车辆议定书》第8条第5款规定，当事人可以书面约定排除公约第13条第2款的适用，我国在加入《航空器议定书》时排除了第5款。因此，最终裁决前的临时救济措施在我国有其发挥作用的空间，但协议双方不可以书面形式排除公约第13条第2款的适用。这意味着当事人不能限制法院的权力，因为法院才是有权在债权人不适当履行其权利时，对债务人提供保护措施的机构。这样的条件显然是为了维护法院的特权，并帮助债务人对抗债权人。笔者认为，如不对我国原来的加入声明进行修改，在加入《铁路车辆议定书》时也应排斥适用第5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