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加引渡制度的历史发展
“引渡是一种将逃犯交给犯罪发生地国家进行审判或者服刑的正式法律程序。”[2]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引渡是两国之间司法合作的重要方式，一般是当事国双方订立双边或多边条约，或通过互惠的方式，将犯罪人移交给另一方。引渡制度的设置是在多元价值观下的平衡，包括对国内犯罪、跨国犯罪、国际犯罪等犯罪控制合作机制的强化，对自身司法主权的维护，以及对犯罪嫌疑人个人权利的保护等。
加拿大与美国都是奉行引渡“条约前置主义”的国家，与他国开展引渡合作一般应以存在双边条约为依据。[3]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签订引渡条约至今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因为两国相互毗邻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随着愈益便捷的跨国交通的发展，两国更是向着促进引渡制度更加灵活化、便捷化的方向发展。(https://www.daowen.com)
美加之间的引渡制度可追溯到1794年英国和美国签订的《杰依条约》（Jay Treaty）。[4]《杰依条约》是英美两国关于经商、航海和友好关系签订的条约，当时加拿大仍是英国的殖民地，该条约的第三部分关涉到美国与加拿大边境之间的交通和贸易关系，规定了在北美地区两国印第安人在边境的“自由通行权利”。《杰依条约》第XXVII部分是对双边引渡事宜的专门规定，但是在该条约中可被引渡的罪名仅包括谋杀罪以及伪造罪。[5]之所以将伪造罪也列为可被引渡的犯罪，是因为当时在英国、加拿大等地区对美元的伪造，潜在地影响到美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杰依条约》在1807年被废除。1806年《门罗—品克尼条约》（Monroe–Pinkney Treaty）本是对《杰依条约》的修正，但是因为当时总统杰斐逊的否决一直未生效。[6]1842年签署生效的《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Ashburton−Webster Treaty）在《杰依条约》的基础上，将加拿大地区（当时仍属英国殖民地）与美国之间可引渡的犯罪范围扩展到包括“谋杀、带有故意杀人意图的伤害、海盗、放火、抢劫、伪造罪等”。[7]除此之外，《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还进一步为引渡程序规范了行为标准。
1842年之后，在1889、1900、1908、1922、1925和1951年，英国与美国也就加拿大与美国的边境问题签订了数个条约，陆续将可被引渡的犯罪数量增加到17个。[8]
美国与加拿大两国正式的引渡条约首次生效于1976年，该条约在1971年签订，1974年修正，并在1976年批准生效，至此美加之间的引渡制度框架逐渐成型。《美加引渡条约》的前言部分写明了签订该条约的目的，在于进一步促进加拿大与美国在打击国际犯罪问题上的国际合作，推动加拿大与美国的双边引渡条约不断现代化。[9]《美加引渡条约》不仅将可被引渡的罪名增加到了30个，还将“未遂以及共谋”可被引渡的犯罪也列入可被引渡的犯罪之中。之后的修正案则更进一步，规定引渡不需再局限于特定的犯罪，而是替代以“严重性”要件，即根据两国的刑法，判处刑罚在一年以上的犯罪即可予以引渡。通过刑罚的严重性来取代罪名的方式促进了美加两国之间引渡制度的发展。
由此可见，在主体上，从一开始作为英国的殖民地，通过英国与美国之间签订的双边条约处理跨境的嫌犯或罪犯的移交事宜，到加拿大自己作为独立的英联邦国家与美国签署双边引渡条约；在内容上，从数量有限的可引渡罪名到一年以上刑罚即可引渡，加拿大与美国之间可引渡的罪名也是愈益广泛。加拿大与美国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关系，两国之间两百多年以来引渡关系的发展为加拿大与其他国家引渡条约的签订提供了经验基础。
除了《美加引渡条约》，美加两国之间的引渡同时也要遵守加拿大本国引渡法的规定。虽然双边条约也规定了引渡的目的、流程、方式等内容，体现出两国引渡制度的特殊性，但是否引渡仍然由该国的国内法来决定。而各国在国内法上对引渡的具体内容规定并不完全相同，包括可被引渡的犯罪、在引渡过程中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以及所需的证明标准等。《美加引渡条约》仅就引渡规定了一些概括性条款，具体还应由被请求国通过国内法的规定进行解释。[10]在加拿大国内，旧引渡法是以英国《1870年引渡法》为模型建立起来的，旧引渡法公布施行于1877年。[11]加拿大政府认为过去的引渡法已经陈旧，尤其阻碍了加拿大与民法法系国家之间的引渡发展，就于1999年通过了新的引渡法。[12]新《引渡法》扩大了作为引渡前置条件的“条约”的范围，将多边国际公约包括进来，允许根据外交部与请求国就个案达成的“特定协议”开展引渡合作[13]；同时更是放宽了引渡听证会中的证据规则以促进加拿大将来与他国外交关系上的礼让互惠。在新《引渡法》通过以后，当时的加拿大司法部长安·麦克劳兰（Anne McLellan）提出“加拿大并不是包庇犯罪分子的天堂”。[14]据加拿大司法部的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8年，加拿大在收到引渡请求后，将755人逮捕，其中681人最终被成功引渡回请求国。[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