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史互证视角的家国情怀培育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这对中学历史教学中家国情怀的核心素养培育提出了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于历史课堂教学的规约，兼具人文教育与史料价值功能的文学作品为其提供了媒介。
优秀文学作品应是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统一，其审美价值取决于文学本身的特性，而社会价值又涵盖了认识、陶冶、教育这三个维度，历史教育回归人文精神与文学本身的教育功能不谋而合，如何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呢？近代中国学术史上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治史方法——“文史互证”为其提供了可能，所谓“文史互证”，一方面以诗为史料，或纠旧史之误，或增补史实阙漏，或别备异说；另一方面，以史证诗，不仅考其“古典”，还求其“今典”，循次披寻，探其脉络，以得通解。此处的“诗”当作文学的代名词来解释，这种解析文学建构历史的过程让学生从感性上认知文学对于个人情感的熏陶和价值观的指引，从理性上分析历史发展脉络从而形成对知识的把握，文史互证在此有利于实现文学育人功能与家国情怀培育的统一。[5]
1.以文释史——于诗情与史实间感悟“家国天下”的情怀
文史互证内涵的一个层面就是从文学作品中发掘历史信息，即把诗文当作是解读历史的有效史料与工具。基于历史的视角通过深挖文学中作者叙述的时间、所在的地点、涉及的人物等能够构成史料的成分，对作家的情感达到“了解之真同情”，从而把握历史真相。亚里士多德曾说，历史学与文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叙述已经发生的事情，后者叙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前者叙述个别的事情，后者描述带有普遍性的事情”。历史记载的是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史实，文学作品则倾向于表现带有普遍性的事情，它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当我们把文学作品运用于历史教学上的时候，便自然要把握“情”与“史”的关系，“诗情”是对“史实”的反映，我们可以用来洞察当时的历史，反过来亦是如此。
诗文之所以产生，大抵是因为外在事物让人心有所感触。处在变革中的文人与他们的创作的文学尤为明显，王安石便是其中一位，依据《王安石变法》课程标准要求，老师在这一课中，要以诗人的心境、诗境与时运为线索，探究变法的命运之艰难曲折，让学生感悟文人“家国天下”的悲悯情怀与忧患意识。
2.以史证文——从文体演进与内涵阐释中感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文史互证内涵中的另一个层面是从史学角度考证诗文，即用史家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考证诗歌，目的在于证明诗歌的史学用途，即证史的价值所在，并以此为依据深挖潜藏在诗歌中的更为深层次的含义。
近代学者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元曲是继唐诗、宋词之后我国文学史上又一突出成就。依据《辉煌灿烂的文学》课程标准的要求，以“唐诗、宋词、元曲”为例，在探究文体纵向发展演变线索的基础上，使学生产生文化认同感，即国家认同是“历史和文化这个整体在现实中的对意识的重新构建，是时代精神通过‘当下社会性话语’的断裂和重组”。让学生感悟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不断吸收和发展的累积沉淀过程，以此增强学生的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3.文史互参——在文学与历史间体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
历史教学中教师的叙述与史学作品所要呈现给听众与读者的历史内容大体上是一致的，其关于历史教化作用也是一致的。因此，文史结合便可以用来达到教育目的共同选择。历史著作又可以是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史记》和“杜诗”都是文史结合的典范之作，文史结合便成了优良传统，是“文史互证”方法被应用于历史教学的典型教学方法。
费孝通说：“它（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往、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融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之中。《古代商业的发展》课程标准为“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常规教法是将历朝历代市的管理特点进行比较，列举重大商业市镇，以及古代著名都城长安、洛阳等，难免会造成教学没有抓住“一节课、一个中心”，且易陷于史实罗列，忽略了育人之重要目标的尴尬。其实，中国古代商业繁荣是各族人民劳动、交流推动的成果，唐朝多民族的交流是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阶段。鉴于此，历史教师可以唐长安城为切口，窥探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和特点，探讨出商业繁荣、国力强盛是多民族融合的原因，同时也是结果，让学生体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之漫长，初步形成维护民族团结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