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药物学史

药物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在西方是如此,在我国也是如此。我国医药起源很早,古代典籍有“伏羲氏尝味百草”“神农尝百草”之说,虽然伏羲、神农是否实有其人尚待确定,但肯定有人将前人的发现、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和提高。这也表明我国早在原始社会,人们通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已逐渐认识了某些植物、动物、矿物的治疗作用。

根据现有史料,远在公元前11世纪以前的夏代和商代,我国就已有了酒和汤液的发明。周代的《诗经》《山海经》等著作中已收载许多种药物。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五十二病方》(据考证是公元前3世纪的写本)记载的药物达242种。秦汉之际,新的药物品种更不断增加。西汉初年已有药物著作在民间流传。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曾征集天下通晓方术本草者来京师,“本草”已成为药物学的通称。《神农本草经》成书于公元1-2世纪,它总结了东汉以前的药物知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书,收载药物365种。以后许多朝代都曾编修过本草。南北朝时陶弘景将《神农本草经》加以整理补充,汇编成《本草经集注》,药物由365种增加到730种,这是《神农本草经》以后药物学的又一次整理提高。显庆二年(公元657年)长孙无忌、苏敬等20余人编撰本草,并向各地征集药物标本,绘制成图,于显庆四年编成,收载药物850种,取名《新修本草》。这是我国第一部由国家颁行的药物学权威著作,有人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国家药典。宋代官方与私人均从事本草的编修。宋初,政府曾组织编修《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并颁行全国。四川名医唐慎微独力编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收载药物达1 558种,附单方验方3 000余首,为保存我国古代本草史料做出了贡献。明代李时珍所编《本草纲目》,集历代本草之大成,收载药物1 892种,附方11 000余首,共有插图1 160幅,内容非常丰富。1596年出版以后,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而且还陆续译成德、日、英、法等文字,传播海外,成为国际上研究药学和生物学的宝贵参考资料。清代赵学敏编著《本草纲目拾遗》,收《本草纲目》未收载之药700余种,同时还博采国外及民间医药资料,内容很有参考价值。

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我国海禁大开,西方医药大量传入,从而于传统医药之外逐渐形成另一西方医药体系。反映在药物学著作方面,既有传统本草著述(如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屠道和的《本草汇纂》)和中西结合的生药学(如赵黄等的《现代本草生药学》)的编撰,又有单纯介绍西方药物的著译作品,如傅约翰(亦译为傅兰雅)的《西药大成》及洪士提反的译作《万国药方》等。

以后,药物学著作的编撰出版逐渐增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陆续出版的有戴虹溥的《新体实用药物学》、梁心的《新纂药物学》、吴建瀛的《实用药物学》、顾学裘的《现代药物学》等,对普及西方药物知识起了有益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药物学书籍更如雨后春笋和百花争艳般地大量呈现,内容丰富、各具特色,对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