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将、相分离的评价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战国时期赵国在官僚体系方面，基本实现了将相分离、文武分职的新体制。这样，内政由相国处理，军队由将军指挥，既适应了当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同时官分文武，大臣的权利分散，又便于把权力集中到国君手中，便于国君进一步的集权。以相为首的文官体系和以将为首的武官体系并立，文武百官各司其职，起到相互监督的作用，提高了行政效率和军队的力量，为赵国在战国中崛起为七雄之一提供了保障，甚至一度成为强秦东进吞并中原的最大障碍。正如当时著名的纵横家苏秦的精彩论断：“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秦之所畏害于天下者，莫如赵。”[12]638

表1　赵国将、相任命情况一览表

然而，任何制度在其初创时期都难免有不完善之处，赵国的将相分离的官制也不例外。首先，它表现在文武分职还没有做到绝对地严格，文献中有文臣受君令为将、率军出征的事例，如惠文王二十八年（前271年），“蔺相如将而攻齐，至平邑而罢”[5]2444；“二十八年，蔺相如伐齐，至平邑”[5]1821。同时也有武将兼摄文相之职的记载，文献中出现最多的就是“假相国”的设置，如前文所述，著名的将领廉颇、乐乘都曾担任过假相或守相一职。

其次，赵虽建立了独立的武官系统，将军一旦授命，他在战场上就有了独立指挥的权力，即所谓“军中之事，不闻君令，皆由将出”（《六韬·龙韬·立将》）。然而在实际当中，国君临战干涉的事例屡见于史书之中。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的这样一件事，长平之战中，赵孝成王在关键时刻轻信秦人散布的反间计，认为秦人畏惧赵奢之子赵括，因而以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赵括为将代替正在前线作战的廉颇。尽管出征之前，蔺相如、赵括之母都直言进谏，认为赵括没有能力代替廉颇。赵括之母引用赵奢生前对赵括的评价企图说服赵王，赵奢说：“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5]2447并通过自己的对比观察来向赵王表明赵括不能胜任，她说：“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5]2447无论从领军作战的军事能力上，还是待人处事的细节上，赵括都不足以代替当时已威名在外的廉颇。然而赵王依然一意孤行，坚决任命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前线将军，最终导致长平之战中赵国的大败，四十万人被坑杀，赵国的实力大大削弱。一代名将李牧之死，也是如此。李牧是赵国防御北边，抵御匈奴的重要将领。《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李牧在与匈奴的战争中，曾经立下“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5]2450的功劳，以使“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5]2450。赵王迁时，秦将王翦出兵灭赵的危急关头，赵王初以李牧、司马尚率兵抵御，阻止了秦人的进攻。秦人故技重施，“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5]2451。昏庸的赵幽缪王也中了反间计，下令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替李牧作战。李牧不肯听从赵王的调遣，赵王就派人暗地里抓住了李牧，并把他杀死。在国家危急关头，赵王屡次听信谗言，临时更换前线将领，致使廉颇、李牧这样的良将无法彻底执行自己的军事战略方针，导致战争失败，生灵涂炭。同时，削弱了赵国的军事力量，最终被强秦吞并。

再次，将、相的任命按“亲亲”原则，留有贵族政治的痕迹。

赵国是在晋国的母体中分化而来，在立国的过程中，君王们深知晋国亡国的原因，因此没有重蹈晋公室微、六卿专政的老路，取消了春秋时期各国盛行的世卿世禄制，而代之以选贤任能，因功授爵，实行俸禄制，并创立了年终考核制度。[9]202如烈侯时期的相国公仲连，就曾向烈侯举荐过牛畜、荀欣、徐越三人，这三位贤才辅助烈侯在赵国进行了政治改革，对稳定赵国的统治作出了贡献。再如蔺相如本为赵宦者令缪贤的舍人，因为完璧归赵以及渑池之会上的功劳，则拜为上卿，职位在廉颇之右。这种出身并不高贵的人担任重要职务，“实开秦汉时代布衣卿相之先河”[4]。

然而，赵国将相的任命却仍有贵族政治的遗存。由于传统的巨大影响和社会结构中旧贵族势力的庞大，赵国贵族在政治舞台上依然十分活跃。平原君赵胜作为赵王诸公子之一，就曾“三去相，三复位，封于东武城”[5]2365，在当时很有影响。术士公孙龙曾当面说他“君无覆军杀将之功，而封以东武城。赵国豪杰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为相国者以亲故。夫君封以东武城不让无功，佩赵国相印不辞无能”[12]699。由此可见，平原君是依靠贵族亲缘关系而占据相位的。此外由赵氏族人担任将相职位的还有赵武灵王元年任相的阳文君赵豹，沙丘宫变之后辅佐赵惠文王的公子成，以及在危急关头临时由赵王任命代替前线将领的赵氏族人赵括、赵葱。这样的将相虽然一定程度上可凭借自身的影响为君主、为国家作出贡献，如平原君就凭借自己的贤名招纳宾客数千人，这其中不乏毛遂这样在危急关头为国立功之人。而平原君本人也凭借自己的声望使信陵君窃符救赵，解除了邯郸之围。然而贵族干政，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君王的决策，甚至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如在是否接受韩国上党郡的战略决策中，就体现了贵族卿相对君王决策的影响。据《史记·赵世家》记载，前262年，秦韩交战，上党郡守冯亭派人向赵孝成王表示韩不能守上党，愿将上党献归于赵。赵王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然而当时秦韩交战，赵国如若接受上党，则是“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5]1825，势必会引起秦的进攻。在这样一件大事上，史书上记载赵王召平阳君赵豹告诉他，又召平原君赵胜与赵禹而告之，只是通过与这三个族人的商议，得到他们的支持后，赵王就命令平原君赵胜去接收了上党郡，而没有与群臣计议，可见赵氏贵族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之大。

赵国贵族政治的痕迹，还表现在对领兵打仗的将领的任命上。据学者统计，“总计《史记·赵世家》，自赵烈侯起共有31位将领，其中12位是赵氏族人，几乎占百分之四十”[20]158-165。这里说的将领的数据，可能和我们本文讨论的略有出入，但赵国贵族将领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