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王城南的防御系统问题
赵王城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宫城，有着较为完备的排水及防御系统，根据以往的考古发现，笔者曾提出“赵王城外围当普遍有护城壕存在”，并认为借以“提高城墙的相对高度”和“加大攻城的难度”应是其最主要的功能。对此，不仅得到了新的考古资料的证实，而且又取得了新的收获，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赵国宫城“赵王城”防御系统的了解。
其中，2005年省文物研究所对赵王城西小城南垣外侧进行发掘解剖，再次证实了城壕确实存在。“西城南垣外侧的城壕，北距城垣基约17米至19米。断面大致呈倒梯形，口部宽10米，底宽2.4米，深3.8米。”[57]这既与1997年5月市文物研究所在配合邯钢化肥厂住宅楼建设时，于西小城西城垣中心线以西24米处发现的宽7—8米、深约5米的西城壕相似，也使2001年在西小城南墙外勘探发现的护城壕遗址得到了明确证实。[58]
2007年，为了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省文物研究所在郑岗村西勘探发掘时，于赵王城南垣以南约1000米处，发现了人工开挖的东西向的外围壕沟系统。壕沟与赵王城南垣基本平行，依形制结构，大体可分为东西两部分。其中“西段部分主要为三条平行壕沟，长1100余米，间距10米，均开掘在生土层中，被战国晚期文化层叠压。横断面呈倒梯形，北壕沟（G1）口部宽4—4.6米，底部宽0.4—0.7米，深2.25—2.6米；中间壕沟（G2）口部宽4.3—4.9米，底部宽0.55—0.6米，深2—2.6米；南侧壕沟（G3）口部宽3—3.8米，底部宽0.6米，深2.5—2.6米。沟内填土分多层，多呈垂弧状堆积。包含物有战国时期的灰陶罐、盆、豆及板瓦、筒瓦残片等。根据地层及出土遗物分析，壕沟的年代在战国晚期到末期，其中北面两条壕沟的年代相近，最南面第三条沟的年代较之略晚”。东段部分主要发现于郑家岗村东，已经探明长约1200米，为东西向单条壕沟，口部宽约10米，深约3米，东端情况尚未探明。[59]发掘者认为，“根据目前的考古勘察资料判断，赵王城南郊的这条外围壕沟，向西连接渚河，向东的情况尚不清楚，推测应与东面不远处的滏阳河相连。如此人工开挖的壕沟与天然河道有机联系起来，构成了赵王城东、南、西面近郊的壕沟防御体系，并且它们与城垣外侧附近的城壕一起，共同构成了赵王城规模宏大而完整的壕沟防御系统。”[60]
2013年9—11月间，市文物研究所在对位于赵王城南侧、机场路西侧的华北钢铁物流园区实施文物勘探时，也对所探明的数条壕沟作了局部解剖发掘。其中3条壕沟（G1—G3）年代相对较晚，约在汉代乃至唐宋以后，均叠压或打破其下的壕沟（G4），且范围尚不明确，不排除某些或属于其下所叠压壕沟不同堆积层次的可能；另2条壕沟年代相对较早，形制结构及范围也相对较明确。后两条壕沟中一条（G4）恰位于园区南围墙之下，呈东西向，北距赵王城南垣约1000米，现已探明园区内东西长560米，向西可延伸至郑家岗村东，向东过机场路业已中断或已遭破坏，未见明显踪迹，东西全长约1100米。为搞清壕沟的结构及年代，在园区内东段和中段开挖探沟4条，对壕沟作了纵向解剖发掘，但因受征地范围等条件限制，多数只清理了壕沟的北半部即园区围墙内部分。从发掘情况看，壕沟开口于汉代层下，打破战国地层，有的并被晚期地层或扰沟破坏。横断面呈敞口锅底形，坑壁上半部坡度较缓，下半部相对较陡，底部较平缓；口部多未清至南边，以底部中线测算，口宽8—9米，底部宽1.5—2米，残深1.2—2.55米。坑内堆积均包括黄褐色黏土、红色胶黏土和黑褐色黏土3层，内含细沙粒、料姜石、草木灰、红烧土粒和碎陶片等，沟底局部有较纯净的料姜石层；其中上层堆积为平底，内出3枚五铢钱币，年代为西汉中期，中、下层为弧形堆积，据所出陶片初步判定属战国至西汉早期阶段。另一条壕沟（G5）位于园区东部原“高级渠”以东，呈西北东南走向，方向为33°，探明部分长243米，园区外西北方向未予追踪勘探，东南方向已伸入园区东南角围墙之外，似与前述壕沟（G4）存在衔接或叠压、打破关系。经解剖发掘获知，壕沟叠压在宋代层下，直接开凿在含料姜石的黄色生土层内；横断面呈斗形，斜壁平底，口宽3—3.5米，底宽0.5—1.2米，深1.5—2米。沟内填土为一次性堆积，均为黑褐色黏土，含有细沙粒、料姜石、红烧土粒、灰屑及陶片等，沟底局部有较纯净的料姜石层。根据出土的泥质灰陶罐、盆、碗等残片，初步判断为战国时期堆积，甚或早至战国中前期。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赵王城南垣外从西到东确实存有数条大型壕沟，尽管目前尚未完全搞清其关系，但大体上可划分为两组：一组位于赵王城南垣外约1000米处，为东西走向，全长2600—2700米。其中，西段由南北并列的3条平行壕沟组成，长约1100米，间距10米，口部宽3—4.6米，深2—2.6米；东段仅见1条壕沟，2007年省文物研究所探明长度约1200米，2013年市文物研究所探明长度约1100米，机场路及以东或许已遭施工破坏，但两者实为同一壕沟当毫无疑问，解剖地段口部宽约8—9米，残深1.2—2.55米；中间长约400米叠压在郑岗村之下，其衔接关系或如何由3条壕沟汇为1条壕沟，目前尚难于判定。据沟内堆积及包含物，壕沟的年代虽然判定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但其开凿年代至少应在战国晚期。另一组壕沟大体上位于赵王城西小城10号门阙以东，为西北东南走向，现仅在机场路以西的华北钢铁物流园区内发现一段，长约243米，口部宽3—3.5米，深1.5—2米，两端尚未追踪探查，其来龙去脉及总长度不详。据沟内堆积判定，壕沟的年代约战国时期，而实际开凿年代应更早，或可至战国中前期。
关于两条壕沟的用途或性质，段宏振先生即对前述东西向壕沟提出过应属赵王城外围“防御系统”的看法，并认为该壕沟“向西连接港（渚）河”，向东可能“应与东面不远处的滏阳河相连”，使“人工开挖的壕沟与天然河道有机联系起来，构成了赵王城东、南、西面近郊的壕沟防御体系”。但也有的发掘者认为两条壕沟应均属“由西向东引水”之灌渠。笔者虽未参加过两条壕沟的实际发掘，尤其对沟内的堆积及沟底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但通过对发掘材料及壕沟所处位置与环境等因素分析，认为前述两条壕沟不仅所处位置、走向和规模不同，而且开凿年代也可能存在着差别，所以对于其用途或性质并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前者即东西向壕沟，笔者基本上赞同属于城市“防御”系统的认识，但也不排其兼具引水或排水功能的可能。首先，从地理环境来看，赵王城大体上位于太行山余脉堵山西南部丘陵的边缘，属倾斜平原地带，虽然微观上城区较四周地势相对高，但宏观上西部为低山丘陵区，且沟壑纵横，相对易守难攻；东部地势较低洼，且多有积水，也有利于防守；南北两侧地势较平缓，但北侧古有牛首水（即今渚河、沁河）之险相阻隔，而唯南侧无险可依，无障可据。因此，于赵王城外围尤其南侧人工构筑防御工事既是地理环境所迫，也是当时战争环境及军事防御所必需。其次，从壕沟形式、规模及所处位置来看，不仅东西与赵王城南垣平行，长度达2600米以上，基本上可将南垣一线屏蔽或阻隔，而且从距离上于赵王城南垣外约1000米处构筑防御工事，也正好可起到增强多重防御能力、有效阻击外敌进攻和提高王城安全保障的作用。至于壕沟与周围自然河流的关系，自然不能不提到由赵王城北小城穿城而过的渚河。据新修《邯郸县志》称：“旧志载：渚河上游有二源，皆出于堵山。一是自县西南25公里处东北流称蔺家河，二是自县西南30公里处东北流称阎家河，二河合流而东流称渚河。渚河往东又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经本县的羊井、大隐豹、小隐豹向东北，流至邯郸市的西大屯村；北支自贾沟、经乔沟、蔺家河、中庄、霍北、酒务楼等村，然后到西大屯村与南支汇合。”[61]似乎是说渚河上源二流汇合后向东又分为南北两支，并于赵王城北的西大屯村再次汇流，这实际上是借以命名的阎家河村因早已湮没而为人淡忘所致。笔者认为旧志所谓“蔺家河”和“阎家河”均因该河流经其地而命名，且两河很可能就是新志所称的“南北两支”。所谓北支即原称的蔺家河，而南支即原称的阎家河，其汇流处或许就在今西大屯村附近，由此向东始称为渚河。从现存河道来看，因受自然地势限制，赵王城以西渚河上游其实至今并无太大变化，而且笔者怀疑战国时期渚河很可能由赵王城之北折而向南，并由大北城南垣外继而东流，现渚河由西大屯向东南穿赵王城北小城而过，或许是赵王城废弃后因某种需要逐渐导流所致。如清光绪年间渚河由今渚河路一线向东由罗城头闸北侧入滏阳河，20世纪50年代渚河北支由酒务楼向东南改道，60年代再由西大屯向南改道，绕过邯郸市，经南十里铺南至张庄桥村南入滏阳河就是最直接的证明。换言之，笔者认为最初的渚河及其上源很可能并未穿越赵王城，而是由城北东流，并由赵王城与大北城之间折而向南，再由大北城南垣外或附近东流而过。之所以如此推测，不仅因为河流穿城而过必然会给城垣的封闭带来较大的构筑难度，而且敞开的河流通道也必然会为军事防御及洪涝治理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相反，如渚河由城外绕行，不仅可以使赵王城之西、北及东北角，以及大北城之南及西南角构成一道天然屏障，而且，也为城市用水及排水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条件。或许这也正是赵王城与大北城选址及两城曲折的城垣和现存布局形式的原因所在。如此则壕沟西端与相距仅数百米的大隐豹村旁的渚河南支，也即渚河南源阎家河相接，东端或由赵王城东城外折而向北，并再次与渚河下流交汇，从而可形成赵王城外围一条更大范围的环壕或护城河防御系统。当然，上述认识仅是笔者目前的一种推测，尚有待将来新的考古发现予以证实或否定。此外，东段壕沟底部局部发现有较纯净的料姜石，且下层堆积为黑褐色黏土，似乎与沟内曾经过水流冲刷及泥沙沉淀等有关，或许这就是某些发掘者认为壕沟属于“由西向东引水”之灌渠的依据，也是笔者认为并不排除其兼具引水或排水功能之可能的原因之一。
对于后者西北东南向壕沟，因目前尚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自然还很难对其作出较为合理的判断，但根据现有资料及某些迹象分析，笔者认为最大的可能应属因某种特殊需要而构筑的临时性排水系统。因为从壕沟所处位置来看，大体上位于赵王城东、西小城南垣中部之南，两端虽未追踪勘探，但其向西北恰与赵王城西小城5号门阙位于同一直线上，两者间距仅约840米，向北与南垣直线距离更近，且壕沟宽仅3—3.5米，深1.5—2米，显然并不能为赵王城的军事防御提供防护作用或安全保障，反而还会为军事进攻并逼近城垣提供掩护或通道，从而对赵王宫城的防御构成较大的威胁。然而，推测其属于临时性排水系统，一是基于壕沟西北端恰与西小城5号门阙相对，或许两者并非偶然巧合，而是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及相互连接之可能。二是从地势上西小城所处位置最高，5号门阙处海拔高度在90米以上，而壕沟东南端高仅80米左右，高差达10余米，具有向东南排水的自然条件。三是壕沟规模特别是宽度及深度有限，且沟内为一次性堆积，似为临时性设施，延用时间较短；沟底局部还有较纯净的料姜石层，似为流水冲刷所形成，或许这也是某些发掘者将其判定为“由西向东引水”之灌渠沟的依据。四是壕沟的开凿年代应较早，发掘者判定为战国早中期，或许在赵王城建城初期，当时可能因城区的排水系统尚不太完善，鉴于某种特殊需要，特别是将赵王城龙台以南的暴雨洪水由5号门阙排出，并通过开挖的临时性壕沟，将城区内外的积水排泄至东南部较低洼区域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同样需要将来新的考古资料予以验证和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