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时赵国政治管辖权的争夺

对于咄咄逼人的赵王彭祖，汉武帝没有丝毫的退缩，而是把争夺赵国政治管辖权重新提上了历史日程。主政后的汉武帝开始主动出手，赵国独立的政治管辖权逐渐被侵蚀，直至完全易手于中央政府。赵王彭祖虽使尽多种手段维护其政治管辖权，但都被汉武帝一一破解。汉武帝争夺赵国政治管辖权的智慧主要表现在四方面：

一是汉武帝利用司法手段打击赵王彭祖心腹人物。在汉武帝看来，赵王彭祖之所以能够以全力抗衡中央，并拥有独立自主的政治管辖权，关键在于形成了一个以赵王彭祖为中心的强大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能“呼风唤雨”，其触角已开始伸向中央。彭祖利用自己的财富随意收买人心，培养个人势力。彭祖的野心自然引起汉武帝的警惕。对于如何制服彭祖，汉武帝是“避实击虚”，不是直接打击彭祖，而是采用《孙子兵法》中的一个高明的战术：“先夺其所爱，则听矣。”[4]245孙子认为，只要剥夺了敌人的“所爱”，敌人就会乖乖听话。汉武帝应用《孙子兵法》，这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所持证据是汉武帝学习研究过《孙子兵法》。因为他曾建议霍去病学习《孙子兵法》，但霍去病却不愿意学：“天子（汉武帝）尝欲教之孙吴兵法，（霍去病）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1]2939材料中的“孙吴兵法”是《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的合称。以往学界对这则史料的解读多是站在霍去病的角度，认为不学古兵书也能打胜仗。而本文则是站在汉武帝的角度解读这则材料，这背后说明汉武帝通晓《孙子兵法》，也颇为欣赏《孙子兵法》，故此把这部兵书推荐给爱将霍去病。因而说来，汉武帝行为的背后有《孙子兵法》的指导，这种推断也是合情合理的。在汉武帝看来，“太子丹”就是赵王彭祖之“所爱”。这从后来赵王彭祖对待太子丹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汉武帝的判断是准确的：第一，太子丹“下魏郡诏狱”时，赵王彭祖“上书冤讼丹，愿从国中勇敢击匈奴，赎丹罪”。第二，“后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阳隆虑公主，求复立丹为太子”[2]2421。从赵王彭祖对太子丹的态度来看，太子丹很讨赵王彭祖喜欢，也是赵王彭祖重要的心腹人物，必须给予致命打击汉武帝“夺其所爱”的这一目标选择，毫无疑问，是十分正确的。汉武帝果断行动：“武帝遣使者发吏卒捕丹，下魏郡诏狱，治罪至死。”[2]2421在这一较量场合，汉武帝显然吸取了以往教训，不是只派一个没有保护的相国或使者，而是全副武装地派使者前去逮捕太子丹，不给赵王彭祖留下反抗的余地和喘息时间。《汉书》披露太子丹的罪过：“太子丹与其女弟及同产姊奸。江充告丹淫乱，又使人椎埋攻剽，为奸甚众。”[2]2421但这属江充的一面之词，不可尽信。成功抓捕赵王太子丹，使赵国独立的政治管辖权分崩离析。正如史家评价说：“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2]3929当赵王彭祖为太子丹赎罪时，当赵王彭祖试图以汉武帝姐姐平阳隆虑公主说情谋求恢复被废的太子丹时，无论是赵王彭祖的花言巧语，还是汉武帝姐姐的情面，都没有让汉武帝答应他们的请求，“上不许”。最终是“竟败赵太子”。张晏曰：“虽遇赦，终见废也。”[2]2176赵王彭祖最大的愿望落空。笔者认为，一个根本原因是，许多遭受赵王彭祖打击的国相，成为活生生的例子，使汉武帝充分领略了赵王彭祖的奸诈与野心，不给其创造反击自己的机会。

二是汉武帝通过收归榷场管理权来削弱赵王彭祖的经济实力。在汉武帝看来，赵王彭祖实力的膨胀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关。彭祖财富雄厚，很大一部分是从“贾人榷会”得来的。“榷会”是商品专卖贸易形式，却被赵王彭祖发明并专用，国家收入受到影响不说，还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稳定。汉武帝认为，有必要釜底抽薪，断其财富来源，使其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源。桑弘羊的“盐铁专营”的经济策略被汉武帝巧妙使用，用来打击赵王彭祖。以往学者们大多关注铸币权收归中央，却很少注意到汉武帝收归榷场管理权背后的深意：不仅是为了增加国家税收，而且也是为了断绝像赵王彭祖这样寄生在“榷会”之上政治势力的经济来源，不让其拥有发展实力的资本。汉武帝于是“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2]2832。而各种“榷”之事务的管理主要是由大司农属官“斡官、铁市两长丞”来负责。如淳注解其职责曰：“斡音筦，或作幹。斡，主也，主均输之事，所谓斡盐铁而榷酒酤也。”[2]731无形之中，赵王彭祖重要的经济命脉被废掉，实力大打折扣。以往那些长期受赵王彭祖资助的对象由于不再如以前一样得到好处，自然就不会全心全力为赵王彭祖做事了。

三是汉武帝采用“分而治之”的手段缩小赵国的行政管辖区。汉武帝十分清楚诸侯国之所以敢叫板中央政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诸侯国地盘大，人口多，综合国力强。主夫偃给汉武帝提出了“分而治之”有效肢解诸侯国的策略：“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1]2961这就是后世称赞有加的“推恩令”的肇始。主夫偃的建议自然与汉武帝是一拍即合。汉武帝“推恩令”出来之后，诸侯王的热情并不高，有的诸侯王马上意识到这是中央政府削弱诸侯国实力的一种策略。因而，响应者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随即使之演变为一种强制性的“推恩令”：“武帝复以亲亲故，立敬肃王小子偃为平干王。”[2]2421这样原有赵国的行政管辖区被分割，相应之下，赵国的政治版图被大大挤压。

四是汉武帝利用立嗣手段削弱后继赵王的影响力。汉武帝在制服赵王彭祖过程中，认识到赵王彭祖奸诈有心计，颇费周折。这使汉武帝意识到，强悍的诸侯王绝对是中央政府的对抗者。为了永久而安全地削除诸侯王的隐患问题，就要极力避免出现“赵王彭祖”类型的人物登上诸侯王位。因此，为了防患于未然，汉武帝对赵王彭祖嗣子进行精挑细选，绝不让强势的后继者上位。这一判断是从后来汉武帝选择赵王继承人的表现上分析得出：汉武帝最终选择平庸无能的“昌”，而不是选择欲望极强的“淖子”就是鲜明的例子。当初，赵王彭祖娶了江都易王的宠姬，非常喜爱她，她也为彭祖生下一个男孩，“号淖子”。赵王彭祖在征和元年（前92年）去世。彭祖死时，淖姬兄是汉武帝宫廷中的一名宦者，汉武帝于是召见询问他：“淖子何如？”淖姬兄回答：“为人多欲。”汉武帝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多欲不宜君国子民。”又问武始侯昌的情况，淖姬兄回答说：“无咎无誉。”[2]2421汉武帝认为他可以继承王位：“如是可矣。”于是汉武帝“遣使者立昌。”从汉武帝与宦者的对话当中看出，汉武帝在出手之时，总是首先了解对方的情况。这也是汉武帝最终获取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很符合孙子所言：“知彼知己。”由于汉武帝的殚精竭虑和聪明智慧，最终赵国的政治管辖权被收归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