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赵国地区的边地商人

《史记·货殖列传》云：“赵、中山地薄人众，仰机利而食。”邯郸地区之民，“设智巧，仰机利”，具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传统。“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2]3263杨、平阳位于战国时期赵国西部，与秦接壤，北接匈奴。种在恒州石邑县北，地望在今蔚州地界。代，即汉代代郡。石，即石邑县，在常山郡。战国后期直至秦汉，在赵国北部边境地区，活跃着边地商人群体，依靠经营边境贸易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影响。

《史记·冯唐传》：“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遣选车千三百乘，殷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何谓“军市”？《资治通鉴》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胡三省注：“军中有市，听军人各以土物自相贸易。”军市出现于战国中期。《商君书·垦令》说：“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盗输粮者不私，稽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商人通过军市为军队提供作战需要的物资，商人可以自由出入军市，根据军队作战需要准备相应的物资。能保障动辄十万甚至数十万军队的物资需要的商人群体应该是十分庞大的。

军市设立于战时军营附近。《三国志·吴志·潘璋传》记载，潘璋“征伐止顿，便立军市，他军所无，皆仰取足”。大军出征，驻屯无定处，在正常的物品供应渠道不畅之处，而又必须让士兵的日常生活消耗品能有补充，于是军市的设置就有了必要。这也是军市多见于战乱之中或边远之地的原因。

军市多设立于边境或远离城镇的地区，驻扎于城镇的军队不许设立军市。《汉书·胡建传》记载，西汉武帝时胡建为北军执法官（守军正丞），他发现北军监军御史在都城长安私设军市，“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以求贾利，私买卖以与士市”。结果胡建不经请示，断然将监军御史当众斩首，事后反而得到皇帝的褒扬。所谓“贾区”，即军市，在长期驻军之所是不允许设立军市的。

李牧为赵国将军，长期率领大军驻守北边代（今河北蔚县）、雁门（治所在今山西右玉县南）防备匈奴。对匈奴开战时，从全军中选拔出战车1300乘，精锐骑兵13000人，善于搏杀之士5万人，善射士兵10万人。各军种的精兵达到166900人，为之服务的军市和参与军市交易的商人数量应该有相当大的规模的。从战国后期开始，在赵国北部的雁门、代一带，围绕军市聚集了数量可观的商人群体，从事“仰机利而食”的商业活动。与此同时，赵国似乎没有禁止与匈奴的贸易往来，那么这些依靠军市的商人群体，也会从事与匈奴之间的边境贸易。

秦统一六国，“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蒙恬威振匈奴”[2]2566。匈奴势力受到打击，远离秦朝边境。围绕30万秦军的军市，边地商人群体继续从事着他们的经营活动。只是长城的修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商人从事境外贸易。

秦末大乱，匈奴乘此有利时机，重新占领了被蒙恬夺去的“河南地”。据《史记·匈奴列传》：“（冒顿单于）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而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方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2]2890驻守北部边境的秦朝军队一时逃散，“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稍复渡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2]2887。故塞即秦昭王时修建的长城，[3]274匈奴势力重新回到秦长城沿线，“常往来侵盗代地”。秦军退却，围绕军市的贸易活动自然不复存在。但边境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依然值得边地商人群体去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