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在一个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时代，《礼论》对外向之学的“学什么”“怎么学”问题，显然是有感觉的。与义利二分思维不同，《礼论》言礼许以重利，所谓“礼者，养也”。学者因而应该“学这礼”。不过，作为对“学什么”的回答，上述功能论命题并非基于历史考证或经验证明。《礼论》先曰“先王制礼义”，后曰“未有知其所由来者”，这实际上是在情感认定的意义上提倡一种“崇礼—学礼”信念。这一提倡，特别依赖“先王”一词令人尊崇的情感色彩。稍后的“直观解说—榜样诱导—攻乎异端”，亦首先旨在强化上述情感认定与信念。而与此同时，“怎么学”问题开始浮现。

在“情感—信念”中认定的“礼的功能”，乃是一种“绝对而抽象的完善性”，学礼者需要通过具体的“认识—理解”将其落实到自己的生存。“礼有三本”说带有明显的宗教性，在形式上充当着“情感—认定”与“认识—理解”的中介。“大一”意识与“有方之学”力求具体而微地通达礼的完善境界。但问题在于，在《礼论》解说下，“三本”的宗教性名存实亡，最终沦为现成权势与学者自信感的附丽。这样的宗教维度，无法肩负沟通情感认定与具体理解之重任，因为在现成权势及未臻圣境的学者的自信感中，“情性”牵引无处不在，具体认识与具体理解不可能不走向歧途。

（文中所引用原文均出自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原载《邯郸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