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即是“形”：打开《指物论》的一把钥匙
《指物论》是公孙龙文章中最难读的一篇。文章开头的“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是本篇的总纲。其后句“指非指”中的两个“指”字，不可能同义；“而”字是转折连词，故前句中的“指”字必与后句两个“指”中的一个同义，一个不同义。句式或为“物莫非a，而a非b”（甲式），或为“物莫非a，而b非a”（乙式）。由于下文中有“使天下无物指，谁径谓非指”一句，意思是“因为有‘物指’，才去说‘非指’”，故“物指”可视作与“非指”等值。将“物指”代入“指非指”中，则成“指物指”，可知“指非指”中前一个“指”字实为“物指”。于是，“指非指”变形为“物指非指”，“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可写成“物莫非指，而物指非指”。句子属乙式。弄清“指非指”实为“物指非指”，对弄清“指”字含义和解读全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指物论》全篇269个字中，“指”字竟有49个之多。上文说过，冯友兰把“指”字解读为共相，这很有见地，但同时他把共相和理念搞在一起，也没有说清楚为何“指”是共相。后来的研究者们多半以“概念”或“观念”解之，不但含糊不清，而且没有搞清形与名、名与指、指与形等三种关系。
（一）形、名关系：名出于形
远古之初，混沌一片，无物无形无名。《老子·五十一章》说：“道生之，德育之，物形之，势成之。”意思是说万物靠道生德养，并获得形状，自然成长。《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可见器物都是有形的。《荀子·解蔽篇》：“万物莫形而不见。”《正名篇》几乎把“物”和“形”等同起来：“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庄子·天下篇》也有“形物自著”的说法。可见物必有形，有形是万物的基本特征。但“物”有二态，“形”有二义。作为有形实体的“天地与其所产者”，是物中的具体的个别事物，它们有形有体，我们称之为“个别物”；作为有形实体组成之属类，是物中之一般事物，它们有形无体，我们称之为“一般物”。与此类似，“形”的基本义有形体和形状。“形状”是人们从一类事物的众多“形体”（个别事物）抽象而得的共同形状即共相，是人们“知其象则索其形”（《管子·白心篇》）和“摹略万物之然”（《墨经·小取》）的结果。它是虚象，不是实体。摩崖上的人形石刻，白纸上的人形图画，均是概念化的“人”（“两足而无毛”）；它是共相，虽不可见，但存在于所有活生生的具体人中，我们能说世界上没有“人”吗？《墨经·经说上》说：“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不管是私名（个别物）还是达名、类名（一般物），都是反映“实”的，或者说，都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般物是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理念论与共相论的根本区别在于：理念论认为一般物可以离个别物而独存，共相论认为一般物不可离个别物而独存。
有形就有名。《管子·心术上》：“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姑（诂）形以形，以形务（侔）名”。这是说，物本有形，形必有名，应根据万物的各种形状来形容万物，根据万物的各种形状来命名万物。这里的“形”字明显具有一般或共相的性质。《管子》又认为：“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即根据万物之形状命名万物，是一种顺应自然的命名方法。《尹文子·大道上》也说：“名生于方圆”，“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确认名从形来。对此，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中也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物已既成，必有其形”，“名出于形”；并说：“人之所以知物者，特此形耳。形万殊也，则各为之名。名因形立，必与形合。”综观世界各民族的原始文字，无不是象形文字（周有光称“形义文字”），例如埃及的古文字。我国现在使用的方块汉字，其中很多是象形字；所谓“六书”，就是以象形为基础的六种造字方法。而所谓象形，就是描摹实物形状，《墨经》称作“拟实”；而“拟实”就是“拟形”，即《周易·系辞上》所说的“拟诸形容，象其物宜”。《墨经·经说上》还举例说：“名若画虎也。”意即画出的虎之形，即为虎之名。这与牛、马之名产生于牛、马之形是一样的。篆书中虎、牛、马三字分别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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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说是最简明的动物肖像画。因为名从形来，逐渐出现了“形名”一词。谭戒甫说：“因为凡物必有形，再由形给它一个名，就叫‘形名’。”又说：“‘形’即是物的标帜，‘名’即是形的表达；物有此形，即有此名。”[12]1这表明，古人在辨认万物并给以命名时，特别重视万物的外部特征，视其为本质属性。庄子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寓言》）赫胥黎说：“生生者各肖其所生。”这是因为物形内含有物种的不同遗传信息。尹文说“牛则物之定形”，公孙龙说“马者，所以命形也”，认为牛、马之名来源于牛、马之形。伍非百在论述《墨经》“命之马，类也”时说：“命之马者，以其同形状而名之。”可见，同类必同形，同形必同名。反之，殊类必殊形，殊形必殊名。因此，形和名是密不可分的：名出于形，名可代形，名即是形。在孙武的兵法中，形和名成了可以相互替代的一种治军御敌手段。
（二）名、指关系：名可代指
《墨经·经说上》说：“或以名示人，或以实示人。举友富商也，是以名示人；指是霍（鹤）也，是以实示人也。”这是说，人们交流思想有两种方式，一是用“名”举实，二是用手“指”实。用“名”举实是在物名产生以后，是一种比较间接、比较文明的交流方式，时空限制小；用手“指”实只限于眼前事物，是一种相对直接、相对原始的交流方式。《指物论》认为：“天下无指，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这是说，之所以天下无指，是因为天下万物已各有名称；既然有了名称，何必再用手去“指”呢？这也就是说，天下本来是有“指”无“名”的，现在变为有“名”无“指”了。显然，这里的“指”是动词，是以手指物之“指”。这表明：先有“指”，后有“名”；“名”是对“指”的替代。从“指实示人”到“举名示人”，实在是先民们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被倒逼出来的。这可从“名”这一字的产生窥探其端倪。《说文》：“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命。”这是说，白天，人们可以指着实物示人；到了夜晚，所示之物变得模糊不清，甚至看不见，人们只好给它起个名呼叫之，以名示人了。这就是荀子在《正名篇》中所说的“制名以指实”。随着名越来越多，人们“声出口，俱有名”（《墨经·经说上》），人类开始走向文明。至此，人类社会完成了“名”对“指”的替代，“无名”世界变成了“有名”世界。但公孙龙似乎仍沉湎于过去的“无名”世界，企图返璞归真，故意以“指”代“名”，而要说“物莫非指”了。但此“指”非彼“指”：“指是霍也”中的“指”表示动作，“物莫非指”中的“指”表示共相，词性、词义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尔雅·释言》：“指，示也。”邢《疏》：“示，谓呈现于人也。”“指”字的字义已从手部指示动作变为物象的自我显示。因此，“物莫非指”是说万物莫不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状；“物莫非指”犹“物莫非形”。而“名”出于“形”，“物莫非形”可解读为“物莫非名”，“物—指—名”的命名模式其实是“物—形—名”的变相形式。公孙龙所说的“物之各有名”，在“物”和“名”之间，是跳不过“形”或“指”这个中间环节或中介作用的，句意与吕思勉所说的“形万殊也，则各为之名”相当。这里的“形”和“指”都表现为共相，“名”则是它们的语言表达形式。
（三）指、形关系：指即是形
首先，万物皆有形，有形便可指；可指必是物，物如其所指。从“指”到“形”有一个机制转换问题。当人们顺着手指的方向注视前方某一物时，被指的物形被反射回来，映入人们的眼帘，这物形便是被指的东西，就是“所指”。“指”（动词）的东西成了“所指”（相当于名词），这犹如“画”（动词）的东西成了“画”（名词）一样。故“所指”便是“形”。“物莫非指”其实是“物莫非如所指”的紧缩语，与“物莫非形”等值。由于“指”即是“形”，故“指物论”也可说成“形物论”，是专门论述“形”（共相）与“物”（主要指“一般物”，也包括“个别物”）的关系的。“指”即是“形”，是解读《指物论》、打开《指物论》之门的一把钥匙。
其次，作为共相的“指”必然是“形”（形状）。上文说过，公孙龙在对坚白石和白马等个体的分析中，洞察出个别与一般的差异，提出了“坚白石离”和“白马非马”等著名命题，并且采用剥离“繁辞”（坚、白）的方法，发现了“独而正”的共相（石形、马形），并以“指”名之。在这里，形、指和共相是等值的（冯友兰认定“指”是共相，惜其未与“形”挂钩）。《指物论》实为关于个别与一般关系的一篇专论。文中公孙龙所讲的“指”的几个特点，无不与“形”有关：一是“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坚、白等色性若没有石形、马形等“定形”之物作载体，天下就没有坚白石、白马了。二是“指也者，天下之所无”。单纯的不含色性的石形、马形，即所谓“石自体”“马自体”，确是天下所无的。三是“天下无指，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名”可代“指”；而“名”本是“形”，“名”从“形”来。四是“且夫指固自为非指”。石形、马形等共相以坚白石、白马等“非指”显示出它们的存在。故公孙龙笔下的“指”，实在是“形”的别称。
再次，我们还可从庄子批评公孙龙的一段话中知道“指”即是“形”。庄子说：“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齐物论》）原文指、马对举，作用相同。郭沫若认为，这里的指、马“只是一个符号”（《十批判书》）。这是有道理的。那么是个什么符号呢？庄子说“天地，形之大者也”（《则阳篇》），尹文说“牛”是物之“定形”，公孙龙说“马”是“命形”的。看来，这个符号就是“形”：天地是大形，万物是一个个小形。在庄子看来，所有天地万物，都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只有形状大小的不同。但“形”有虚实之分，形体不同于形状。因此公孙龙在讲“物莫非指”的同时，强调了“指（物指）非指”，即个别不同于一般。“指非指”可以看作是“白马非马”的公式化表述（见图1）。
图1 物、物指、指、形、名关系示意图
上图是物、物指、指、形、名五者关系示意图，基本上由左、中、右3个三角形组成。左：物（一般物）是指（共相），物指（个别物）不等于指（共相），物（一般物）是物指（个别物）的抽象。中：“物莫非指”犹“物莫非形”，形和指是等值的。右：物（一般物）—形（形状）—名是一般命名模式，物（一般物）—指（共相）—名是变相命名模式；名是形和指的语言表达形式。
与上文有关，附带要提及的是“形名”与“刑名”问题。一般辞书和论著中，都认为“形名”等同于“刑名”。清代东吴人王鸣盛虽持此说，但他强调：“刑非刑罚之刑，与形同，古人通用，刑名犹言名实。”①裘锡圭在研究马王堆《老子》甲乙卷本前后佚书时指出：“其实‘形名’指事物的本形及其名称，跟刑法根本无关。”[13]72战国末至秦汉间，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刑名法术思想盛极一时，遂以“刑”代“形”，“刑”与“形”通用，“形名”和“刑名”从此混淆不清了。其实，刑名法术思想与“以形务名”的形名思想无涉，与“循名责实”的正名思想也有本质上的区别。“刑名”一词，常见于汉人笔下，马王堆是西汉墓，帛书将“形名”写成“刑名”，也就不奇怪了。在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的文章里，“形名”变为“事名”，与“名实”同义（以事为实，以言为名）。如《二柄篇》：“形名者，言与事也。”《主道篇》：“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伍非百认为：“以形名之原则，用之于刑当其名，则变为刑名。此后世‘刑名’二字之所来。”[8]770这一说法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因此，将“形名”与“刑名”等同起来是不妥的。
“形名”一词，最早见于《孙子·势篇》：“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曹操注：“旌旗曰形，金鼓曰名。”即所谓“言不相闻故为鼓铎，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形名”在这里是号令三军的一种治军御敌手段：举旗或击鼓，则进军；偃旗或鸣金，则收兵。形、名虽异，但其传递信息的功能是一样的，可以替代使用。其后的孙膑兵法，认为“形定则有名”，在形名关系上，认定“名”产生于具体事物形态。[14]102
《庄子·天道篇》中说：“形名者，古已有之，而非所以为先也。”虽然古逸书上已有“形名”一词的记载，但最早恐不会早于《孙子》。因为庄子文章的内容，从明大道、明道德、明仁义、明分守、明形名、明因任、明原省，直到明赏罚，上承老子的道家思想，兼收孔子的儒家思想，归结于明赏罚的法家思想，可以看作是一种道家思想向法家思想发展的过渡形态，而孙武差不多与老子、孔子同时代稍晚之人。裘锡圭把稷下学派的田骈、宋钘、尹文等人称作道法家，而道法家都是讲形名的。[13]72因此庄子见到的古逸书其实并不很古，很可能出自哪位道法家之手。冯友兰将这里的形名二字解读为“某人者，形也；某职者，名也”[7]404，可备一说。
归纳起来，我们把“形名”一词的发展演变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大致战国前为“物名阶段”，战国时为“事名阶段”，战国后为“刑名阶段”。物名阶段“以形务名”，是文明社会之缘起；事名阶段“循名责实”，是正名主义的产物。而刑当其名之“刑名”，与原先之“形名”已大异其趣，几乎风马牛不相及。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公孙龙对名实论、治乱论均有独到见解。尤其是他在洞察个别与一般差异的基础上，对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作了详尽的分析。他采用剥离法，发现了“独而正”的共相（形状），与苏格拉底采用归纳法发现“一般定义”即共相具有同等重要意义。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求治反乱，欲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积极参与了一些社会政治活动。他不仅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思想家，也是当时知名的政治家。但由于公孙龙采用当时辩者们常用的苛察缴绕、正言若反的表达方法，他的真知灼见不为常人所理解，学术界多半以唯心主义诡辩家目之，成为批判对象。谭戒甫将公孙龙所行事，与苏秦、张仪各持诡辩、玩弄人主、以要厚利高爵相比，认为“其正邪高下，殆犹天壤之差”，并叹曰：“呜呼！龙诚才智之君子也，孰谓诡辩之雄者乎？其妄膺不美之名而为后世所诟病，盖亦冤之甚矣。”[12]155其评说不为过也。钱穆则称公孙龙为“贤人”“君子”，赞扬他“恂工退让，不溺仕宦”。[15]149冯友兰也曾为惠施、公孙龙说了句公道话：“他们在某些问题也带有一些诡辩的倾向，但不能归之于诡辩流派。”[2]111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研读《公孙龙子》并写成此文，冀望学术界给公孙龙其人其思想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这也是一个对传统文化能否予以客观评价并给以发扬光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