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臣纳谏称王，陈胜遣使祝贺
武臣军占领邯郸，张耳、陈馀听说周文西征关中的军队受挫后退，又听说“诸将为陈王徇地，多以谗毁得罪诛。怨陈王不用其策，不以为将军而以为校尉”[28]。于是张耳、陈馀劝武臣效仿陈胜，在赵地称王。
陈王起蕲，至陈而王，非必立六国后。将军今以三千人下赵数十城，独介居河北，不王无以填之。且陈王听谗，还报，恐不脱于祸。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赵后。将军毋失时，时间不容息。
武臣采纳二人的建议，自立为赵王，任用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武臣派人奏报陈胜，陈胜盛怒之下，要杀尽武臣等人的家人，并发兵击赵。陈胜的相国房君劝阻说[29]：
秦未亡而诛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贺之，使急引兵西击秦。
冷静下来的陈胜认为房君之言有理，杀了赵王等人的家属意义不大，最多是泄一时之愤，如因此与武臣结仇，徒增一强敌，不利于反秦大业，不如妥协。于是听从下属劝谏，把武臣等人的家属软禁在宫中，封张耳之子张敖为成都君，派使者祝贺武臣称王，命其火速调动军队西进关中攻秦，援助周文。陈胜对武臣自立山头的宽容，是顾全大局的正确措施，增援关中也是当时迫切的军事需要。但是，此时的陈胜已经不能控制羽翼丰满的武臣，计谋未能奏效。张耳、陈馀识破了陈胜的用意，二人向武臣献策说：
王王赵，非楚意，特以计贺王。楚已灭秦，必加兵于赵。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必不敢制赵。[1]2576
张耳、陈馀认为，陈胜祝贺武臣“王赵”，非其本意，乃权宜之计。楚如灭秦，必然加兵于赵。在赵、楚关系中，当务之急，是发展赵国的势力。赵不应向西攻秦，而应“北徇燕、代，南收河内”，扩充地盘，即使楚胜秦，赵也不惧怕楚。
乍一看，张耳、陈馀关于赵、楚关系的分析不无道理，因为只要赵国强大起来，就不怕张楚的进攻。然而，如果站在反秦斗争全局的立场上来看，张、陈之议不仅短视，而且有明显的私欲。他们将对张楚的提防置于反对暴秦之上，此时，武臣的赵国已经变成与张楚并列的另一反秦政权，与陈胜貌合神离。局势发展到这种地步，一方面是因为陈胜气度狭小，对部属苛察严责，赏罚不当；更主要的，是武臣、张耳、陈馀等人势力大增后私欲膨胀，完全站在与张楚对立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尽管如此，武臣的赵国仍然是反秦的重要力量，只不过将军事打击的目标转向秦朝地方政权，以发展壮大自己为主要目标。这是一种看似精明实则狭隘短视的做法，反秦义军力量的分散和各自为战，有利于秦军的各个击破。
赵王武臣同意张耳、陈馀的建议，不向西进兵增援反秦义军，而是派部将韩广夺取燕地，李良攻占常山，张黡进取上党。
近代著名史学家蔡东藩认为张耳、陈馀两谏陈胜的实质都是“为一己计”，可资参考。论曰：
张耳陈馀，号称贤者，实亦策士之流亚耳。当其进谒陈胜，谏胜称王，请胜西向，为胜计不可谓不忠。及胜不从忠告，便起异心，徇赵之计，出自二人，武臣为将，二人为副，渡河经赴，连下赵城，向时之且胜称王者，乃反以王号推武臣，何其自相矛盾若此？彼且曰：“为胜计，不宜称王；为武臣计，正应称王。”此即辩士之利口，荧惑人听，实则无非为一己计耳。始欲助胜，继即图胜，纤芥之嫌，视若仇敌，策士之不可恃也如此。[5]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