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立而王”：理想与现实

当我们明白了荀子所说的“义”具有丰富的含义之后，我们来理解荀子的“义立而王”便可有确定的下手之处。在荀子看来，统一天下之道在于王道，而王道的核心在于以礼义为最重要的内容。君王选择王道，立国措施皆必须以礼义为标准，用荀子自己的话来说，“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者，仁者不为也”[1]67-68。而对于君王和各级官僚，也必须以礼义约束自己，做好表率的作用，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基定也，基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能够实行王道，则能够得百姓之力，得百姓之死，得百姓之誉，如是，则天下归顺，万事太平，故云：“彼王者则不染，致贤而能以救不肖，致强而能以宽弱。”[1]61荀子甚至对此有非常明白的描述：“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如是则虽在小民，不待合符节，别契券而信，不待探筹投钩而公，不待冲石称县而平，不待斗斛敦概而啧。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顺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劝上之事，而安乐之矣。”[1]142在荀子看来，明主若能“明礼义以壹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奸邪不作，盗贼不起，而化善者劝勉矣”[1]114。^[123]我们不能说这是荀子所理想的王道政治的完全的图景，但它的确可以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荀子心目中的王道所具有的特色。无疑的，王道的实现在荀子那里必须仰赖仁人、明主，而这一点恰恰是荀子王道观的重要特点。明主因其德慧和知能而能承担此一重任，用荀子自己的话来说，“其知虑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则治，失之则乱。百姓诚赖其知也，故相率而为之劳苦以务佚之，以养其知也；诚美其厚也，故为之出死断亡以覆救之，以养其厚也；诚美其德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藩饰之，以养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故焉，其所是焉诚美，其所得焉诚大，其所利焉诚多”[1]107。如果说，王道社会有何突出的特点的话，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至少有一点，即是人主与百姓的关系和谐融一，“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这可以理解为“义立而王”的王道社会，“义道”落实而后有的理想图景。

当然，荀子言“义”在理想的一面之外，也有现实的规定，荀子云：

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然则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乱。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1]189-190

这里“义”与“恶”和“奸”相对而言，指的是原则和标准，故荀子认为“义”乃用以“限禁”奸恶。但是，“义”除了“限禁”之外，还有“节”的作用。按照杨倞的解释，“节”也是“限禁”的意思，不过，俞樾不同意，因为依“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义”之“节”的意思显然与安和、调适之意相近，而与“限禁”的意思较远，故俞樾以“适”训“节”。这样一来，“内外上下节者”，指的是人与物、主与民因“义”而处于安和调适之状态。除此之外，“义”还与“分”连在一起，荀子说：

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1]94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1]86

“分”说的是职分，用以规定人的身份、等级等；人依其“分”而行其事，行其事而得其所宜，亦即具有“度量分界”。在荀子看来，因为人具有天生的不可去的欲望，而且这种欲望又永难满足，但人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的物品却有限，若纵人之欲，那么在欲与物之间就会造成紧张，进而使人群陷入“争乱穷”的境地。荀子以“义”为原则来调节平衡这种紧张，使欲与物能够相持而长。这样，“义”的基本作用在于通过“分”而使人群处于“群居和一”的状态，社会即处于正理平治，而这就是荀子所向往的王道之治。[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