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时赵国政治管辖权的争夺

景帝时期，赵王彭祖拥有独立的政治管辖权，这是彭祖苦心孤诣与努力布局的结果，而这一切又是与彭祖本人的性格及其才能密不可分：

一是赵王彭祖具有多面性格。对于彭祖独特少有的个性，《史记》和《汉书》对其的评点是一致的。以《史记》为例：“为人巧佞卑谄，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诡辩以中人。”[1]2098从人物个性描写来看，彭祖实乃具有多重性格：第一，奸诈机巧，“为人巧佞”；第二，谄媚逢迎，“卑谄，足恭”；第三，内心严酷，“心刻深”；第四，喜好法律，“好法律”；第五，善于诡辩伤人，“持诡辩以中人”。他的这种性格在许多场合助彭祖击败众多的政治对手。赵王彭祖“奸诈机巧”的个性容易欺骗对手。赵王彭祖“谄媚逢迎”的个性容易让对手获得好感，使其放松警惕心。赵王彭祖“善于诡辩”的个性却能使之在是非面前颠倒黑白。彭祖“喜好法律”的个性使之只讲法，不讲情，以法绳人。赵王彭祖“内心严酷”使之总是置对手于死地。赵王彭祖邪恶个性极端的表现是，凡被朝廷派到赵国监督其政务与行为的国相和二千石官员，都受其陷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2]2420

二是赵王彭祖精通政治权术。这主要体现在彭祖把朝廷派来的国相变成自己手中的玩偶。赵王彭祖最初总是对朝廷派来的国相热情相待，姿态低调，亲自迎接，亲自打理国相的住舍，让国相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单衣，自行迎除舍。”初来乍到的国相被他一番友好的表演所迷惑，以为其人不错，随之戒备心理消失。此时，赵王彭祖就会设计多重陷阱，让其上当：“多设疑事以诈动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2]2419这样国相就不知不觉地落入彭祖的圈套，或“失言”，或“中忌讳”。然后，彭祖就会断其退路，把其“罪证”记录在案，保留下来。一旦国相有一天要依法办事，那么赵王彭祖就会以这些“罪证”来胁迫他遵从自己的意志，这样就把国相的权力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一旦遇到不低头屈服的国相出现，赵王彭祖就会让人揭发其“贪污、渔利”等腐败事情。结果，这些被委派来的国相要么被处死，要么被治罪，致使无人与之相抗衡。

三是赵王彭祖通晓聚财之术。古人有言：“财以聚人。”应用财富手段，可以积累人气，培养人脉关系。赵王深深明白这一点，不能仅仅依靠自己的好口舌，人有言口惠而实不至。因此，他非常渴求财富。赵王彭祖不仅认识到财富巨大的政治价值，而且还通晓聚财之术：“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由于赵国四通八达的地理环境，便于商旅往来。赵王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赵国之境内开“贾人榷会”。这样天下商旅云集，成为当时天下商品重要集散地，赵王榷会自然获利颇丰。据史书所载：“入多于国租税。”“贾人榷会”带来的收入非常可观，远远超过赵国当时土地的租税收入。赵王彭祖理所当然就拥有更多可供自己支配的财富。彭祖不是把这笔财富供自己挥霍，而是用来收买人心。史载：“赵王家多金钱，然所赐姬诸子，亦尽之矣。”[2]2420彭祖赏赐姬诸子财富，是大手笔。这样赵王彭祖的威望与日俱升，自然有许多人愿意为其效力，或充当耳目。姑且不说整个景帝时期对赵国政治管辖权分割没有成功，而且路过赵国的朝廷使者也是提心吊胆，不敢停留：“诸使过客，以彭祖险陂，莫敢留邯郸。”[2]2420此时彭祖治下的赵国，俨然成为中央政府的法外之地，不受任何的约束。

正是由于赵王彭祖独特的性格，佐以非同寻常的个人才能，使他能轻而易举对付前来与之分享赵国政治管辖权的国相，让其无法置喙。正如史书所点明的：“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2]2420这种擅权的表现可以说是在景帝末年汉武帝初期达到顶峰。孙继民先生曾利用汉代石刻资料说明汉代赵王至尊无比，对本文论证赵王彭祖独享政治管辖权颇有帮助。“赵廿二年群臣上酬”石刻是已知汉代石刻中年代最早的石刻。除了此年八月丙寅赵国君臣在今朱山之北有一次重要活动之外，还反映了赵王在封国内自行使用王位纪年。封国之内的属僚均目赵王为君，自视为臣，可见西汉初期诸侯王在封国之内位居至尊。诸侯王国的王位纪年与朝廷皇帝的皇位纪年同时并行，生动地反映了西汉初期大一统背景下诸侯王国位尊地博的特殊形态。[3]从“赵廿二年”这一时间推算，赵王立于景帝二年（前155年），即所谓的赵之元年，那么“赵廿二年”（前134年）正值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此时汉武帝即位第七年，年方23岁。也就是前一年，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病死，22岁的刘彻正式主政。故此时的汉武帝刚刚掌有实权，未来得及抗衡赵王彭祖。“赵廿二年群臣上酬”石刻，标志着赵王彭祖权力其时达到顶峰。赵国政治管辖权牢牢掌控在赵王彭祖个人之手，甚至与皇帝媲美，使用自己的王位纪年。问鼎皇位的野心呼之欲出：“彭祖不好治宫室禨祥，好为吏。”[2]2420赵王彭祖不像其他的诸侯王，过着淫乱、奢侈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