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信谗言，叛赵弑武臣

李良平定常山以后，又奉赵王武臣之命进取太原。李良军至石邑（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南），秦兵已严密封锁了地势险阻的井陉，无法前进。秦将诈称二世皇帝派人送给李良一封信，没有封口，信中说：“良尝事我得显幸。良诚能反赵为秦，赦良罪，贵良。”

李良怀疑信中的内容，决定先返回邯郸，请求赵王增兵。临近邯郸，遇上赵王的姐姐外出赴宴回宫，有一百多骑马的随从护卫，声势浩大。李良远远望见如此气魄，以为是赵王，跪在路旁拜见。赵王姐姐喝醉了，不知道跪拜的是将官，只派了一名随从答谢。李良一向显贵，在随从官员面前感到非常难堪。有一位随从煽动李良反赵说：“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赵王素出将军下，今女儿乃不为将军下车，请追杀之。”[1]2578

李良收到秦二世的书信后，就有了叛赵之心，但犹豫不决，无端遭遇赵王姐姐无礼之辱，因此大怒，派人追杀赵王姐姐于道中，随即率军袭击邯郸。邯郸不知道李良叛变，没有任何防备，秦二世皇帝元年（前209年）十一月，赵王武臣和左丞相邵骚被杀。

赵人中有很多是张耳、陈馀的耳目，二人因此得以逃脱。他们收集邯郸残兵，又组织起数万人的军队。有宾客向张耳献谋：“公与陈将军均系梁人，羁居赵地，赵人未必诚心归附。为两公计，不如访立赵后，由两公辅佐，导以仁义，广为号召，方可扫平乱贼，得告成功。”^[32]张耳、陈馀找到战国时期赵国王族的后代赵歇，立为赵王，迁都信都（治今河北邢台市），重整旗鼓。李良进击陈馀，被陈馀击败，为了保命，投降了秦将章邯。

李良曾经是反秦义军中颇有战功和成就的将领，最终却令人痛心地走上了叛赵、降秦的无耻之路。究其根本原因，是李良个人私欲和图谋富贵的野心膨胀所致。素来显贵的李良偶遇赵王姐姐无意间的失礼，仅仅为了挽回面子，竟然置反秦大业于不顾，听信谗言，追杀赵王姐姐及其随从。继而将错就错，袭占邯郸，杀死赵王武臣和左丞相邵骚。如果李良没有图谋富贵的私欲，秦将低劣的诱降之计不可能得逞，他也不会轻信谗言。李良被陈馀打败，失去了在赵地建立以他为首的政权、谋求个人发展的机会和资本，不得已投降了秦将章邯。李良的叛变，是反秦队伍中个人利益至上的突出表现，也反映了反秦义军鱼龙混杂，思想状况和斗争目标的复杂多元。

史家多认为武臣之死是咎由自取，他纵容姐姐酗酒傲慢，导致家破身亡。武臣因为与陈胜的故旧关系而被任命为北伐军的主帅，率军北徇赵地。他能虚心听取张耳、陈馀以及蒯通的意见，这是赵国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他采取灵活的切合实际的军事和外交斗争策略，几乎收复了全赵，极大地推动了反秦斗争的发展，能力和功绩应当肯定。但是，武臣在军事和政治上都不成熟，缺乏防患未然的警觉性。身为一国之主，轻履险地，沦为燕国俘虏，险些丧命。终因失于防范，惨死于叛将李良之手。

用人，在于用其力与谋，用其谋尤为重要。这就是个纳谏问题。纳谏与拒谏是衡量用人长短得失的重要标尺。虚心纳谏是政治家必备的优秀素质。纳谏，首先要辨别进言的正误。辨别进言的正误，需要有见微知著、明察秋毫的政治鉴察力，要顾大局、识大体，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要善于观察、善于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区分诤言与谗言，择善而从。就《张耳陈馀列传》所记史实来看，陈胜和武臣基本能够听取下属的正确意见，反秦斗争也因此得到进展。宋人洪迈对陈胜纳谏给予了肯定，例如，陈胜“称王之初，万事草创，能从陈余之言，迎孔子之孙鲋为博士，至尊为太师，所与谋议，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不可否认，纳谏和识谏是优秀政治家的必备条件，但要成就一番事业，需要具备更全面的优秀素质，以及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洪迈指出，陈胜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杀吴广，诛故人，寡恩忘旧，无帝王之度，此其所以败也”[7]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