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功能概论与学礼信念

《荀子·礼论》开篇第一段文字，通常被称为“礼的起源论”，^[57]但这个提法需要仔细辨析。我们且看文本：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这里，作者确实使用了带有发生意味的“起”字，且以“先王制礼义”作为礼的历史性起源。但是，关于先王如何“制礼义”，文中却一字未提。文本从“先王恶其乱也”，直接过渡到“故制礼义以分之”，接下来便提出与“乱”相对的“相持而长”态势。欲、求、争→度量分界/礼义→养欲、给求、使物欲相持而长：看似在讲述一个历史发生过程，重点实则是概述礼的卓越功能。王博教授认为，这段起源论文字，本质上是在讲“礼为什么是必须的”。陈来先生也认为：“荀子论证的重点其实是在于‘人为什么需要礼制’的逻辑论证，而并不是‘礼制是如何起源的’历史论证。”^[58]两位先生上述看法，我认为是贴近《礼论》作者用心的。——在此基础上，略作推演（非严格推论）：礼若是必需的，则学礼就会是必要的。

进言之，所谓“礼制是如何起源的历史论证”，严格来说是破坏“学礼”意识的。我们注意到，在《礼论》倒数约三分之一处，作者明言：“凡礼……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这里，“知其所由来”相当于所谓“历史论证”。作者为什么直截了当地说“未有知其由来者也”呢？我们可以这么来看。首先，“知其所由来”，不等于简单记叙历史细节。它要求在详细记叙史实的同时，条分缕析其中的应然道理（这才成其为“论证”）。没有充分的道理支撑的叙事，会被认为充满偶然，不足以说明礼之所由来（不成其为“论证”）。其次，谁能充分说明礼之“所由来”，谁实际上就具备了“制礼”能力。如果历史上曾经有人对此作过充分说明，而荀子又确实知道其中详情，则荀子也就具备了制礼能力。这样一位《礼论》作者，严格来说不是一个学礼者（而至少是一位与制礼者同在的指手画脚者）。这种“非学者”身份透过文本传递开来，势必对“礼教—学礼”意识构成深层次挑战：引诱读者存心越过学礼环节，直接谋求先王般的制礼能力。

但作为礼教经典文本，《礼论》的“劝学”意识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文本中有这样的段落：“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非特学为无方之民也”；“故高者，礼之积也；大者，礼之广也；高者，礼之隆也；明者，礼之尽也”。——鉴于此，我们必须特别强调，所谓《礼论》开篇的“礼起源论”，根本上乃“礼之功能概论”。此论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激发读者的学礼热情（或者，至少初步建立对礼的好感）。

当然，作为《礼论》作者，荀子在一定程度上自认为学（礼）有所成。这是他敢于论礼的底气所在。就此而言，他是一位教师。但是，我们不应单方面夸张这种教师角色。特别地，我们不能把这种“论礼”的教师，与“制礼”的先王相混淆。荀子本人并不以制礼者自居。相反，他尊崇先王。在《礼论》开篇，我们看到，他明确承认，礼的发明权在先王。我们知道，在先秦儒家，“先王”是一种备受尊崇的权威角色。在荀子这里，先王受尊崇的地位，与礼的卓越功能直接挂钩。《礼论》开篇的功能概论，不是诉诸历史考察或理论论证，而是直接依附于“先王制礼义”这一饱含感情的准历史命题。就此而言，这更多的是在情感上认定了礼有卓越的功能，因而属于“信念”范畴。对先王的尊崇情感^[59]与对礼之卓越功能的笃信，在“先王制礼义”命题中交融为一。就作者的“尊崇”情感而言，他属于先王礼义的学习者，而非妄议（批判性考察）者。

至此，如下说法应该可接受：《礼论》作者以身作则，在全文开篇即传递了一种“崇礼—学礼”意识。尽管作者学有所成，且拥有某种教师职分，但他毫无僭越制礼者地位之意思。他规规矩矩把礼的发明权归于先王。而在尊崇先王的情感中，“先王制礼义”自然蕴含“礼值得学、应该学、必须学”的信念。这种“崇礼—学礼”意识，我们称之为《礼论》的“学礼信念”。当然，离开这种“尊崇”感，也可以有某种“学”。但那将是另外一种“学”法，《礼论》对之持强烈批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