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荀子人性论是历来最具争议性的论题之一，诚如路德斌所指出的，对于荀子“性恶”的误读，造就了其遭受贬抑千年的窘境。[1]尤其是宋代以降，学者便不断指谪荀子“性恶”——所谓“荀子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2]262；“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3]3254。可以见得“性恶”对于荀子被视为“儒学之歧途”[4]316有着关键性意义。

然而，这样的荀学阴影（shadow）在近当代存有（being）本我（id）的觉醒下，^[83]学者们多不再“照着”宋明儒者讲，借由“性恶”来批驳荀子；而是“接着”中古时期的荀学论述讲，^[84]替荀子辩诬——孙卿的“性恶论”不是“性恶论”。这也正是佐藤将之（Masayuki Sato）所指出的，两岸荀子研究的开展所形成的“荀学产业”之重要内涵与架构。^[85]

但在当代荀子性恶论的诠释与开展中，学者对于回归荀子在儒家中的地位与挺立荀学价值的途径，却多是透过否定“性恶论”是为“性恶论”作为方法与途径——既然宋明以降对于荀子的批判在于“性恶”所造成学理上的“无根论述”与价值上的“本原不足”[5]203；那么就赋予荀子人性论内在价值根源，亦即将“性恶”的学说“善端化”，而成为如刘又铭的“弱性善论”[6]50-77、傅佩荣的“人性向善论”[7]25-30等论述模式。且这样的诠释在当代荀学研究俨然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型态——呈现一种“性善的荀子”图式（schema），是为曾暐杰所称述汉语哲学场域中“性善的诱惑”，亦是“性善自我”的复辟。^[86]

当然，“性善的荀子图式”之建构在当代荀学研究的脉络中绝对有其开创性与不可抹灭的意义与价值；尤其是在“性恶论”的“蕴谓”与“当谓”^[87]的开展上更是有其超越性意义，将荀学研究的中古性带向现代性。^[88]然而就《荀子》文本自身，“性善”的表述是否能够成立，如同廖晓炜所指出：必须满足“为善乃人生而本有之某种‘质具’的无须后天学习努力即具有的能力或作用”；但就荀子而言，这样的条件并不具备——除非改易荀子“性”的定义而作出创造性的诠释。[8]166

可以说，整个当代荀学研究的人性论问题，即是围绕着“性善的荀子图式”如何建构？何以可能？鲜少溢出此一框架脉络之中。而对于此一善端式的提法是否可行及其可能面对的困境，历来也多有学者撰文检讨与琢磨。^[89]是以本文将集中处理与回应另一个当代荀子人性论的诠释现象——将荀子之“性”去道德化，以回避“性恶”之论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