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年河北的形势
汉代河北之地，即战国燕赵故地，行政区划上属幽州、冀州刺史部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山西东北部、河南北部、河北、北京、天津、内蒙古东南部、辽宁等地。河北之地商业兴盛，“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1]3264-3265；盐、铁、粮等资源丰富，“有鱼盐枣栗之饶”[1]3265，渔阳、夕阳、平郭、北平设有铁官，泉州、海阳、平郭设有盐官[2]1623-1626，1632，如“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1]3277；加之，河北人口众多。[96]
赵国是河北之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汉时地理范围变化较大。汉初赵国的范围与战国时大致相当，经文帝、景帝、武帝调整后，其范围不断缩小，西汉末仅辖邯郸、易阳、襄国、柏人四县。东汉时辖邯郸、易阳、襄国、柏人、中丘五县，比西汉末稍大，范围相当于今河北省中南部。赵国位于河北之地南部，邯郸为战国、西汉时赵国旧都，曾为王郎集团大本营，是刘秀集团兴起之地，是北方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赵国具有“北通燕、涿，南有郑、卫”[1]3264“西出漳、邺，则关天下之形胜；东扼清、卫，则绝天下之转输”[3]674“西带上党，北控常山，河北之襟要，而河东之藩蔽”[3]658的险要地理位置。早在战国时，燕赵交通系统已较为完备：“太行山东边有一条主要道路，与太行山平行，纵贯南北，赵国都城邯郸和燕国都城蓟都在这条交通线上。”[4]124邯郸当南北交通要冲，交通便利；加之，汉朝六大都会中唯有邯郸在河北，商业手工业发达，经济繁荣，是北方最重要的经济中心。
在西汉前期，赵国经历张耳父子、刘如意、刘友、刘恢、吕禄、刘遂七位赵王，刘遂参与七国之乱而自杀国除。汉景帝为加强对故赵地的控制，将勃海、巨鹿、魏郡划归中央管辖，并在前元二年（前155年）至中元五年（前145年）分封皇子建立六王国。[97]刘彭祖获封原赵国核心区邯郸一带，六王及后裔多居河北之地；后又有燕王刘旦、广阳王刘建、中山王刘兴等分封到河北。王莽代汉时，河北宗室赵、真定等王侯封国多被废除，丧失封君身份，降身平民，但作为宗室豪族长期聚族而居，活动于河北，已深深扎根地方，其影响力并未立即消失，在河北仍颇为活跃。如赵缪王子刘林“好奇数，任侠于赵、魏间，多通豪猾”[5]491。
自新朝末年以来，实权派官吏、宗室、豪族势力是造成河北之地变乱频仍的重要因素。
随着农民军、宗室、豪族等反莽势力不断发展，赵国宗室成员也密切关注着天下形势。此时正值刘秀持节徇抚河北，刘秀抵达邯郸时，刘林献策：“赤眉今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5]11被拒绝，刘秀留耿纯守邯郸，继续北上真定、中山。此时王郎诈称成帝子子舆进行舆论宣传，也积极活动于燕赵之地，与赵国宗室、豪族联系密切，刘林联合李育、张参等拥立王郎。王郎能够入都邯郸，在赵王宫即位称帝，离不开赵国宗室的大力支持；赵国宗室、豪族也凭借扶植王郎暂时获得了军政权力，如刘林为丞相，李育为大司马，张参为大将军。[5]492王郎假借刘子舆身份在赵国称帝，率先占据河北之地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邯郸，“于是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5]492-493。王郎政权迅速崛起，幽州、冀州郡县官吏、豪族、宗室多有响应王郎者，如：广阳宗室刘接等起兵蓟城响应王郎，[98]真定王刘扬曾一度依附王郎，鄗大姓苏公迎纳王郎将李恽。[5]762刘秀在河北及南阳—颍川等地豪强与更始帝部下谢躬、苗曾的帮助下，迅速攻灭王郎政权，[6][7][8]王郎、赵国宗室对赵国的控制终结。赵国宗室作为王郎政权的重要支持者，曾与刘秀为敌，东汉建立后其封国被取消，政治经济权益被剥夺，这是光武帝重建赵国的重要背景。
刘秀在河北之地兴起时，天下形势也变得异常复杂。
是时，长安政乱，四方背叛。梁王刘永擅命睢阳，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略郡县。又别号诸贼铜马、大肜、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5]16
刘秀坐镇邯郸，遣吴汉、耿弇诛杀苗曾、韦顺、蔡充，牢固掌控幽州十郡突骑，使得“北州震骇，城邑莫不望风弭从”[5]676，又袭杀谢躬、占领魏郡，与更始帝正式决裂。刘秀继续在河北扩张势力，打击并收编铜马、大彤、高湖、重连等农民军，“连大克获，北州略定”[5]600。随着军事实力不断壮大，刘秀也开始实施一统天下的大战略。[9]
建武元年（25年）六月，刘秀在高邑即位称帝，东汉王朝正式建立。“建武二年，已定都于洛阳，而天下之乱方兴。帝所得资以有为者，独河北耳。”[10]154刘秀积极经略中原，并进一步向西进取关中，向南进取南阳、南郡，向东争夺梁楚，统治中心由邯郸转至洛阳。以邯郸为中心的河北之地也由光武帝从事征战的前沿转变为支撑统一大业的战略大后方，赵国是东汉政权在河北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基地。然而，河北宗室及实权派官吏是造成河北局势动荡的重要因素，赵国宗室、广阳宗室曾响应王郎，真定王刘杨图谋未遂，彭宠、张丰又以郡守身份反叛，叛乱波及广阳、渔阳、上谷、右北平、涿郡等地，严重影响到河北局势的稳定，这对光武帝不可能没有震撼。
光武帝正忙于统一大业，又要应对卢芳、匈奴对北边的侵扰，因武力不及而放弃部分边疆郡县，徙其民人入内地，使得东汉西北边界内移，[11]21赵国特殊的军事战略地位也凸显出来。赵国北有中山、常山、巨鹿屏障，南邻魏郡、河内、河南，西邻上党，原本离北边作战前线较远，而此时雁门、代、太原、常山、中山等地已成为对卢芳、匈奴作战的前沿。[99]赵国因处于中原与边地的结合部，处在东汉王朝对匈奴作战的第二道防御体系内，是支援北部前线的枢纽，是维护统治核心区河南、河内等安全稳定的重要屏障；再者，赵国西南与上党、河东连接，向南通向河内、河南，向北通向广阳、上谷、右北平，南可沟通中原，北可联络燕地，处于南北交通要冲，交通条件便利，有利于向北输送作战军队及物资。另外，邯郸又恰处于南北信息沟通渠道中山至邺一线的关键点上。
光武帝鉴于赵国特殊的地理位置，根据天下形势及河北局势的变化，使以赵国为核心的河北之地真正成为光武帝实施统一大业的后方基地、与卢芳和匈奴作战的重要基地，决定分封宗室至亲刘良于河北，重建赵国并遣刘良坐镇邯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