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乱理论：君臣当位则治（通），君臣错位则乱（变）
《通变论》是公孙龙文章中最怪诞的一篇，诸如“二无一”“左与右可谓二”“羊合牛非马”“牛合羊非鸡”“青以白非黄”“白以青非碧”等命题，令人不知所云。其实，说怪也不怪，只要明白其中的名词、形容词和数词一、二均是比喻就行了。庞朴认为：“通变论，即通达变化之论，其目的在于弄通变化的道理。”[2]26此话有两个问题：一是如果“通变”一词是通达变化之意，那么视“通”即“变”，“变”即“通”，是两个字义相同或相近的字组成的合成词，只有通达变化一义；二是如果“通变论”是弄通变化之论，那“通变”一词就成为动宾式词组，也仅弄通变化一义。其实，公孙龙笔下的通变二字，字义相对甚至相反，通非变，变非通；也不能组成动宾式词组。这与《名实论》中的名实、《坚白论》中的坚白、《指物论》中的指物一样，均是两个字义相对或相反的字组成的合成词。“通变”一词，源于《周易》。《系辞上》：“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这里“变”是变化、变革，“通”是通达、通畅，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两个既相衔接又有实质性区别的不同阶段。《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里的“变则通”，并非“变即通”。这句的意思是：“易”的原理是当走入困境后就要变革，变革才能通畅，通畅才能长久。在《通变论》中，公孙龙赋予通变二字以特殊的含义：“通”是指君臣当位，政通人和；“变”是指君臣错位，变乱频仍。简言之，“通”是治，“变”是乱。具体而言，一是马、黄比喻“通”，二是鸡、碧比喻“变”。因此，《通变论》是公孙龙论述国家治乱兴亡的一篇文章，既讲治和兴，又讲乱和亡。《通变论》也可说是《治乱论》或《兴亡论》。
“二无一”是本篇主题。谭戒甫认为，“白马非马”就是“二无一”。郭沫若认为，“白马非马”乃是“二非一”，并说“《通变论》的‘二无一’也就是‘白马非马’的数字上的衍变”。杜国庠则解释为“当概念构成时，构成这个概念的因素概念不能够和它同时作为独立的概念而存在”，这就是说，两个“一”构成“二”时，已失去原来“一”的独立意义了。庞朴把“二”明确地看作是“全体”，“一”是“部分”，故“二无一”就是“全体中不再存在部分”。屈志清则倒转过来，认为“一”是全体，“二”是部分。[127]实际上，这里的“二”和“一”跟数量基本无关，其意义相对或相反：“一”是比喻一致、协调、和谐，“二”是比喻差异、分离、变乱。例如《墨经》中将“异”分为二、不体、不合、不类四种，“二”为异之首。《经说上》解释道：“二必异，二也。”据侯外庐等统计，《论语》中“异”字凡八见，并指出：“此八‘异’字皆可训‘二’，训‘贰’，训‘离’，而与‘一’为对待语，与‘二’为同义语。”[1]184因此，“二无一”是说当出现分离、变异时，就无一致、和谐可言了。把这种思想应用于国家、社会，就是“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可二主”。类似的说法，在先秦典籍中不胜枚举。《管子·霸言篇》说：“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理也。”（“两”义同“二”）《明法篇》又说：“主行臣礼则乱，臣行主道则危”，“上下无分，君臣同道，乱之本也”。所以主张“威不两错，法不二门”。《慎子·德立篇》详细分析了国乱、家乱的根源是“两”，所以“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则动，两则争，杂则相伤，害在有不在独”。《荀子·致士篇》则认为：“隆一而治，二必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长久者。”《成相篇》甚至认为“一而不贰为圣王”。所以他主张“修道而不贰，心结于一”。《吕览》中也有较多的关于“二无一”的论述，结论是：“一则治，两则乱。”（《执一篇》）因为“二”与“贰”通，故“二心”同于“贰心”，“叛臣”也称“贰臣”。总之，“二”是形容矛盾、分离、变异的那种状况，在一个乱象丛生、争斗不息的国家里，怎么会有安宁、祥和之“一”呢？这就是公孙龙“二无一”的本意。
公孙龙认为，国家出现“二无一”的那种状况，主要是君臣矛盾、君臣错位引起的；君不君，臣不臣，国必乱。公孙龙以左右、羊牛、青白及其结合方式为喻，论述了君臣关系的变化；又以一二、马鸡、黄碧为喻，论述了治乱（通变）之不同结果。这里，“右”和“左”有贵贱、上下、强弱的区别。《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秦汉以前，用右为上”的记载。“以右为尊”的习俗，大概是从《黄帝内经》中“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的自然规律中引申而来。公孙龙以“右”喻君，以“左”喻臣，所以“陪臣执国命”就是“左与右可谓二”，意谓处于下位的臣子越权凌驾于君王之上，国家就不得安宁了。这里的“与”和下文的“合”“以”等字兼有连词和动词的作用，在它们前边的词是处于主动地位的结合者，后边的词是处于被动地位的被结合者，词序的先后有着贵贱、上下、主次之分。其次，马、牛、羊、豕、犬、鸡，古称“六畜”，其中，马最珍贵，牛次之，羊又次之，鸡最低贱了。这是以人的价值判断为根据的贵贱系列，是人为的“物位表”。公孙龙以“牛”喻君，以“羊”喻臣。当处于下位的“羊”越权凌驾于“牛”上时，变乱就发生了，所以“羊合牛非马”。“非马”就是“无马”。“马”表示国家通泰，表示“治”，所以“无马”就是国家没有安宁了。再次，根据五行学说，青、赤、白、黑、黄皆为正色，这五色和木、火、金、水、土结合，分别表示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形成东方木（青）、南方火（赤）、西方金（白）、北方水（黑）和中央土（黄）的格局，它们之间又有相生相克的关系。正色中，表示中央土的黄色最为尊贵，因为它象征着国家社稷；而碧非正色，即所谓“骊色”（杂色），最贱。公孙龙以西方金（白）比喻君，以东方木（青）比喻臣。金能克木，君在上，臣在下，天经地义。而当“木贼金”时，即臣下凌驾于君王之上时，就会产生种种矛盾，变乱就会发生，其结果是“碧”，不可能是“黄”，故“青以白非黄”。上述“青以白非黄”“羊合牛非马”和“左与右可谓二”（等值于“左与右非一”），均是从反面论述君臣关系及其结果的，故称为“非正举”；而“白以青非碧”“牛合羊非鸡”和“右与左非二”（文中以右与左“苟不变”表述之），均是从正面论述君臣关系及其结果的，是“正举”。这就是说，“非正举”表示君臣错位，其结果“非黄”（同“碧”），“非马”（同“鸡”），“非一”（同“二”），也就是“变”，是“乱”；“正举”表示君臣当位，其结果“非碧”（同“黄”），“非鸡”（同“马”），“非二”（同“一”），也就是“通”，是“治”。上述君臣关系的结合方式及其治乱结果如表1。表中的“正举”（箭头向上），表示君臣当位，产生治（通）的结果；“非正举”（箭头向下），表示君臣错位，产生乱（变）的结果。其具体表述如下：
正 举：右与左非二（等值于“右与左则一”）
牛合羊非鸡（等值于“牛合羊则马”）
白以青非碧（等值于“白以青则黄”）
非正举：左与右可谓二（等值于“左与右非一”）
羊合牛非马（等值于“羊合牛则鸡”）
青以白非黄（等值于“青以白则碧”）
表1 君臣关系的结合方式及其结果
“狂举”是对治乱（通变）结果的错误选择，如说“与其马宁鸡”“与其黄宁碧”。但文中是以正确选择的方式出现的：“与马以鸡宁马”，“与其碧宁黄”，这就不算狂举了。至于“黄其正矣，是正举也。其有（犹）君臣之于国焉，故强寿矣”这段文字中的“强寿”二字，杜国庠引伍非百说，谓“寿”通“俦”，“类也”，已属强解；温公颐则释为“勉强的比喻”，“强为类比”，[4]52也是以不解而解之。其实，公孙龙的本意清楚明白：君臣当位，上下和调，则国家繁荣昌盛，长治久安。
公孙龙的物位思想，在《通变论》中表现为名位思想。他继承了孔子的正名传统，将名位思想应用于君臣关系的分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治乱理论。在他看来，君臣上下，尊卑分明；名位既定，不可逾越。君民臣等，只有各安其位，各守其职，国家才会安宁；反之，祸起萧墙，变乱就会发生。但公孙龙将治乱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君臣矛盾、君臣错位，忽视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自有偏颇处。其实，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君臣矛盾是社会阶级矛盾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反映。其次，由君臣当位或错位引发的治乱（通变）问题，在一定条件下是会互相转化的，治（通）会变成乱（变），乱（变）也会变成治（通）。但公孙龙似乎忽视了这种转化，这在文章结尾处“两明而道丧，其无以正焉”的话中，多少流露出了这种绝对化思想。公孙龙的名位思想和治乱理论，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定，但明显是为统治集团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