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兵役的问题
关于汉代的兵制，根据《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颜师古曰：“更卒，谓给郡县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谓给中都官者也。”[2]1137更卒是在郡县上服役，正卒服役于中都官，所谓中都官在汉代是指京师各个官署。[61]更卒和正卒都要服役一年。秦汉徭役和兵役制度，已登记“傅”籍者，均须有履行徭役和兵役的义务[62]。有学者认为秦汉徭役、兵役的制度是以丁中制度为基础的，例如杨振红认为这些兵役和徭役的负担者称为“正”“正卒”或“卒”。他们要履行徭役的义务，即每年服一个月的更的劳役；其次服一岁屯戍兵役（包括戍边、戍卫京师或戍卫郡县）和服一岁“徭”的力役。秦及汉初屯戍兵役及徭均是以每年一个月、“傅”籍期间完成一年的方式服役，高后五年（前183年）始实行戍卒岁更之制。材官骑士是从正卒中选拔出来的职业军人，平时居家，战时征调，每年集中训练一个月，可以充抵“徭”。[3]332-348文献解释汉代徭役的资料，首先是服虔解释《汉书·吴王刘濞传》“卒践更，辄与平贾”一语时说：“以当为更卒，出钱三百，谓之过更。自行为卒，谓之践更。吴王欲得民心，为卒者顾其庸，随时月与平贾也。”[2]1905服虔认为“过更”指雇人代任卒更，“践更”指自行为更卒。但三国时人如淳提出“更有三品”之说，他以为：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货志曰：“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此汉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后遂改易，有讁乃戍边一岁耳。逋，未出更钱者也。
按照如淳所说，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
（1）“卒更”谓一月一更。
（2）“践更”谓出钱代雇更卒；如淳此处提及“次直者出钱顾之”的“月二千”，与上句“贫者欲得顾更钱者”的“贫者”相连，疑接受雇佣的“贫者”，月得二千钱。因为下文谓“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所讲雇人代戍是三百钱，这笔钱是入于官，然后官府向受雇戍边的更卒发放雇更钱二千。笔者认为雇更钱是二千，乃据苏林解释《汉书·沟洫志》所讲“平贾”的意思。他认为平贾指“以钱取人作卒，顾其时庸之平贾也”。如淳具体地引“律说”谓：“平贾一月，得钱二千。”[63]
（3）“过更”谓戍边为“繇戍”，不欲亲身执行一年一更的繇戍，可纳钱予官府，由官府给戍者，名为“过更”。
每年当更卒一个月，即是《食货志》颜师古说的“更卒，谓给郡县一月而更者也”的徭役。服虔和如淳的说法颇有矛盾，滨口重国接纳了服虔的说法，反对如淳对“践更”“过更”的解释。滨口氏驳斥如淳汉代“更有三品”的说法，指“卒更”此用语是否存在，尚有疑问；“践更”乃更卒当番，而非更卒当番者出钱雇人代劳；“过更”应是如淳说的“践更”之意；“戍边”则前后汉皆定为一年，没有缩短。[4]400-403滨口重国之说为劳榦先生所承。劳氏同样认为汉代兵制和徭役制度应归在一类，他对汉代的兵制有如下的综述：
汉代兵制凡天下男子皆服役。自二十三起，至五十六免。其兵役之类别凡三，正卒，戍卒，更卒是也。正卒者，天下人皆当为正卒一岁，北边为骑士，内郡为材官，水处为楼船士，其服役之年，在郡由都尉率领，由太守都尉都试以进退之。一岁罢后，有急仍当征调也。戍卒者，天下人一生当为戍卒一岁。其在京师，屯戍官卫，宗庙，陵寝，则称卫士，其为诸侯王守宫卫者亦然，其在边境屯戍侯望者，则称戍卒。其不愿为更卒者，可雇人代戍，每月三百钱也。更卒者，服役于本县，凡人率岁一月，其不愿为更卒者，则岁以三百钱给官，官以给役者，是为过更。故《汉书·食货志》上，董仲舒对武帝云：“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月为更卒者。言年必有一月为更卒也。正者正卒，言骑士材官之属，一生为之者一岁，其屯戍者又一岁也。[5]392-393；209-241
另外，关于践更和过更，滨口重国有清晰的论述，他认为当更卒是义务，“当番之际，亲自承担服役之义务”，就是所谓的“践更”；而对于没有亲自履行更卒义务的人，他们“出钱免更卒的当番”，就是所谓的“过更”。[4]389如淳的注也提及汉律说所有编户民需要履行繇戍的义务，丞相之子也不能免，人们常常认为贫民才会亲自戍边，[64]但司隶校尉盖宽饶之子尝步行边戍践更的历史记载，[65]就经常标举作为高官子弟也拥有的高尚品德，有卫国卫民的责任感的实例。不愿意践更的编户民，可以出钱三百，又官府以给戍者雇人代役，佣任费用大约是每月三百钱。[4]396，403居延汉简有颇多所属卒受庸名籍问题，可以反映没有履行戍边的戍卒雇佣他人代役的情况。[6]33-56
简言之，汉代的征兵制，已“傅”为正的编户男子，自23岁至56岁都要服兵役。兵役分三个类别，一是正卒、二是戍卒、三是更卒。正卒在受训练后，随事应急，被征调至战地作战。汉代繇戍边区的戍卒和在地方的更卒服役时间多长？如淳注《汉书》时说“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2]230即说汉代戍边为期三日，至于地方郡县的更卒，如淳注说：“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2]230即说曾经实行六个月就当更卒一个月，但其后据《尉律》改为，一年休十一月，践更一月。
关于汉代戍边为期的长短问题。如淳初说汉代戍边为期三日，但又说：“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好像说戍卒往返困难，既抵边区便“一岁一更”，事实上明白记载汉代戍边三日之说，只在如淳的注出现。于豪亮先生质疑如淳之说，他引用文献及出土云梦、居延简牍，认为戍边三日可能是东汉时代的制度，他引董仲舒之说，秦代的适龄男子已经是一生戍边一年，而汉代高后五年明确规定戍卒戍边岁更，其后《汉书·晁错传》说：“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2]2286，进一步肯定戍边为期一年。武帝时期挞伐匈奴，兵源不足，戍边时限更不能减。及昭、宣以后，外徭戍卒减少，戍边期限改为半年，戍边三日可能是东汉时期的事。[66]于氏认为西汉戍卒不可能仅仅戍边三日之说十分正确，高后明确规定“令戍卒岁更”。[67]因此，《汉书·食货志》说：“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是秦制，汉承其制，屯戍边区“屯戍”是一年。西汉初年以来确实推行过戍边一年之制，至于昭、宣以后是否戍边时间有减短仍待商榷。但正如如淳所说，戍卒“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表面戍边一年，实则也许需花上更长时间。武帝讨伐匈奴需要大量士卒，从内郡戍卒更番上番，正好补充兵源。滨口重国更是认为汉代戍边是一年，并无缩减，其从实际运作和如淳注计算三百钱雇更钱约为几天的赁钱而来，估计汉代戍边实为一年。[4]403
汉代戍卒大部分都是关东的内郡人，人数有多少？承上所言，戍卒当番有两种，一是在京师任卫士，一是到边区屯戍侯望。昭帝即位初年，《汉书·魏相传》及魏相被大将军霍光责备“贼杀不辜”，由于他任职河南太守时曾“禁止奸邪，豪强畏服”，支持他的“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将军，自言愿复留作一年以赎太守罪”，事涉由河南派入京师任宫中卫士、宗庙陵寝的卫士二三千人。以此人数为指标，河南郡在西汉平帝年间有170万人口，假设一半为女子（85万人），其余人口的另一半23—56岁适龄服兵役者以四分之一计算，已经超过21万人。他们在33年适龄戍边期间戍边一次（一年），这样每年约有6000人戍边，当然他们可以选择在京中当卫士。《魏相传》记愿为魏相赎罪的“河南卒戍中都官者”有二三千人，约为适龄戍卒的三分之一。[68]假设另外三分之一人数交付过更钱而解脱戍边的责任，尚有三分之一，约二千人，应当戍卒到边区屯戍。以此方法计算，其他小郡，每年也许会有数百名屯戍边区的戍卒。[69]当然戍边不一定是在西北的居延、敦煌，也许在北面的五原、朔方、上谷或其他地方。
戍卒的征发，云梦秦简的《戍律》可证明征发戍卒是县负责：“戍律曰：同居毋并行，县啬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赀二甲。”[7]98清楚说了明县啬夫（令）、尉及士吏依法征发赴边。汉代更卒番上，在县应由县尉及其属下尉史所主，[8]220但当中县尉是长官，汉代分曹办事，县尉其下的尉曹可能负责征发徭役的运作，例如《史记》记郭解为箕倨无礼的乡人解脱践更，当中就是通过尉史来达成的，县置尉曹掾史，安排更卒上番。尉曹职主供应士卒《五行大义》引《洪范五行传》曰：“尉曹，共本（卒）使”，严耕望引文作“尉曹，主本（卒）使”，[8]232疑当为“尉曹，供卒使”；翼奉言：“……尉曹主士卒，宜得仁”[9]133-134，推测更卒番上是县尉之主，而实际运作由尉曹的尉史安排。鹫尾祐子研究负责征发地方徭役的官，认为县内负责更卒征发是“尉的属官尉史”，她根据郭解为人解脱践更为例，认为征发是预先安排的，尉史“负责抽选应当征发的更卒”，尉史“主要是负责文书的官员”。[10]191-192按县尉主士卒，尉曹有掾史，尉史“直接负责制作被征发者名册工作”。鹫尾祐子的推断颇为正确，但并未见到尉史制作的征发名册。笔者认为以尉曹内的掾史实际安排每年番上的更卒，是县内一种行政运作的模式，[70]而非个别人员支配。尉曹的安排是否得宜和恰当，涉及对百姓仁爱与否，所以翼奉说“尉曹主士卒，宜得仁”。[71]
戍卒在县征发后，会集中调配至所居郡，由郡统一率领。《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郡有郡尉，同上书：“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2]742是郡兵统于郡守，而领于郡尉。上番戍卒到郡后，郡二千石及长吏负责领到边区上番。居延新简EPT51：15谓：“制曰：下丞相、御史。臣谨案：令曰：‘发卒戍、田，县、侯国财，令史将，二千石官令长吏并将至戍田所。罢卒还，诸将罢卒不与起居，免，削爵。’”据此牍，戍卒来自县、侯国，由县令史统率。戍田卒先到郡，郡守再命令郡长吏将领到戍田之地。案戍卒在边区被分派不同工作，有任田卒者，亦有河渠卒者，都是戍卒的工作，此处郡县发卒戍田，当指屯戍边区的戍卒。[11]125-126居延新简EPT51：15一简的“县、侯国财，令史将”，“财”通“裁”，有裁成、裁择、裁察的意思，[12]2176-2177全句指选择适合的令史，带领戍卒至郡。此处或许举一例子，《肩水金关汉简（一）》有“魏郡魏右尉”一简，从图版看与其他戍卒名籍近似，释文谓：
魏郡魏右尉公乘杜陵富成里张赣年卌八长八尺□（73EJT6：94）
邢义田先生谓此简彩色和红外线图版皆清晰，释文可从，并引《汉书·地理志》魏郡有魏县，原注亦有“都尉治”，推测魏郡都尉可能一度分左右尉，此说正确。[13]按汉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汉大县有二尉，在《后汉书·百官志》有记载，西汉魏郡有户逾12万，有县18个，东汉户数逾21万，有县15个。以平均计算，每县超过万户，有两尉很正常。笔者推测县、侯国选择适合的令史统率上番士戍，当中县尉统率戍卒至郡，甚至带领本县戍卒赴边，所以“魏郡魏右尉公乘杜陵富成里张赣”，很可能是带领魏郡士卒戍边的官员。另外戍卒被征召后，以军队编制伍人为伍、什人为什的组织，选任其中一人为车父，运送所用兵器，什器粮车，一车一车地赶赴边区。[72]
居延和敦煌汉简不乏来自内郡士卒的例子，如神爵四年一枚简记载丞相史李尊安排在神爵六年负责带领河东、南阳、颍川、上党、东郡、济阴、魏郡、淮阳国等地戍卒诣敦煌郡、酒泉郡屯戍，送罢此批戍卒后，又要带领河东、南阳、颍川、东郡、魏郡、淮阳国戍卒返回内郡，同时监督从军死卒传槥归县：
神爵四年十一月癸未，丞相史李尊，送获（护）神爵六年戍卒河东、南阳、颍川、上党、东郡、济阴、魏郡、淮阳国诣敦煌郡、酒泉郡。因迎罢卒送致河东、南阳、颍川、东郡、魏郡、淮阳国并督死卒传
（槥）。为驾一封轺传。御史大夫望之谓高陵，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I0309（3）：237）[14]45-46
这枚简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三点。第一，此简开首就说“神爵四年”，接着说“丞相史李尊，送获（护）神爵六年戍卒”。《敦煌悬泉汉简释粹》认为“神爵六年”是预设之辞，[73]即内郡河东、上党、东郡、魏郡等郡国戍卒前赴边区的敦煌郡、酒泉郡，预先在两年已经安排好，换言之，这种护送戍卒是有计划和常规性的。邢义田先生认为出现这种文书的原因可能是神爵四年边塞戍卒不够，因而提前抽调两年后的役男。[15]163笔者以为此说虽不无道理，但如果急需兵源补充，可以临时招募、大发卒，又或发天下七科谪以扩充兵源，这种速度比提前抽调快捷。上面提过尉曹及相关的尉史实际安排每年番上的更卒，被安排戍边的戍卒不可能实时出发，尉史早已预先编排次序。郭解为他人解脱践更，被解脱者实际已经知道大约什么时候轮到他践更。同样地，预先安排负责带领戍卒往返边区和内郡，也不是临时抽调，神爵四年此简记载丞相史李尊带戍卒往返边区和内郡可能是其中一次常规性质的安排。第二，负责带领士卒到敦煌郡、酒泉郡的人是丞相史李尊，按丞相史为丞相属吏，秩四百石，[74]是朝廷任命的长吏，官秩虽然不高，但有权衡之量，不可欺以轻重。两汉书常见到丞相史外遣刺探各州或者协助朝廷处理地方重大事务，成帝鸿嘉年间黄河在平勃海、清河一带湓溢，河隄都尉许商与丞相史孙禁一起出行视察，共谋治河方略即其例子。[2]1690-1691这次由丞相史李尊护送戍卒至边区，应当显示朝廷重视边区屯戍，然而凡编户民都有义务履行繇戍边区的责任，所以丞相史护送可能不是常事，更多是郡守命令郡长吏将领到戍田之地。第三，从内郡征发至西北戍守的戍卒，像悬泉汉简I0309（3）：237所载河东、南阳、颍川、上党、东郡、济阴、魏郡、淮阳国等关外郡国精锐戍卒，[75]似乎先抵达长安，与中央政府派出之护送官员会合，然后出发至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