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通智谏范阳令和武臣

武臣的军队很快发展壮大到数万人，自号武信君。武臣军攻克赵国十座城池，其余的秦朝守城将领全都据城坚守，不肯投降。于是武臣向东北进军，攻打范阳。范阳人蒯通见秦朝大势已去，灭亡指日可待，^[26]为使家乡免遭战争蹂躏，充分发挥自己纵横家的才能，先游说范阳令徐公向武臣的起义军投诚，又劝说武臣对范阳令以礼相待。《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详细记载了蒯通的这次游说活动。

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然则慈父孝子且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

范阳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曰：“足下必将战胜然后略地，攻得然后下城，臣窃以为过矣。诚听臣之计，可不攻而降城，不战而略地，传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谓也？”蒯通曰：“今范阳令宜整顿其士卒以守战者也，怯而畏死，贪而重富贵，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为秦所置吏，诛杀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阳少年亦方杀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赍臣侯印，拜范阳令，范阳令则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杀其令。令范阳令乘朱轮华毂，使驱驰燕、赵郊。燕、赵郊见之，皆曰此范阳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赵城可毋战而降也。此臣之所谓传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从其计，因使蒯通赐范阳令侯印。赵地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

班固将上面的内容移入《汉书·蒯通传》，文字基本相同，略有改动。《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赵地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一句，《汉书·蒯通传》改作“燕、赵闻之，降者三十余城”。荀悦《前汉纪·高祖纪卷一》同《汉书》。《资治通鉴》卷七《二世皇帝元年》亦同《汉书》，“燕、赵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在秦二世皇帝元年（前209年）七月，此时武臣军才攻占赵地十座城池，尚未抵达燕地，说燕地之城不战而降，不合情理。八月，武信君武臣在邯郸自立为赵王，之后才“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1]1955因此，当以《史记》所记“赵地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为是。降归武臣的三十余城是赵地的，没有燕地。

战国是纵横家最风光的时代，蒯通和郦食其、陆贾等人一样，属于战国纵横家的流裔。他们的特长在于外交折冲，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于各种政治、军事集团之间。蒯通能言善辩，足智多谋，对于政治形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很好地揣摩出了被游说者范阳令徐公和武臣的心理，以利害得失打动他们，说辞极具针对性。范阳令守城不降的原因，可能正如蒯通所说，他在做范阳令的十年里，“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既担心孤城难守，又害怕范阳百姓趁乱起事，响应武臣，危及自己性命。闻听蒯通有“转祸为福”的良策，自然言听计从。武臣正在筹划攻克范阳的良策，听到蒯通有“不攻而降城，不战而略地”的妙计，也是欣然恭听。不战而屈人之兵，传檄而定千里，乃用兵之上策。趋利避害是人的共性。告之以害，能警醒对方，征服对方，使其听取意见。

凌稚隆曰：“范阳少年未必有是谋也，（蒯）通既假之以恐范阳令，复假之以悦武信君，通亦辨士之雄哉！”^[27]钟惺说：“蒯通说范阳令与武信君，两路擒纵，虽是战国人伎俩，然交得其利，而交无所害，不是一味空言祸人。”[2]4825清人姚苧田认为：“蒯通明于事机，与战国倾危之士绝异，矢口吊贺并至，善于耸动。”“为范阳令及武信君谋，片语之间，免却千里兵戈惨祸，文在鲁连之上，品居王蠋之前，非战国倾危者所及也。”[4]142不讲政治、摒弃道德是纵横家们行动的重要特点，蒯通作为纵横家的一员，追求谋主的成功自不待言。但我们必须承认，蒯通一番跌宕起伏的“吊”“贺”游说，获得了一个多赢的结局：范阳百姓免受刀兵之灾，范阳令保全了性命，武臣兵不血刃而下赵地三十余城，使更广大的百姓免遭战争涂炭，壮大了这支反秦起义军的队伍和声威，为反秦战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