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战国秦汉长城的开拓功能
不仅战国时期赵国长城具有向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开拓扩张的功能，整个战国秦汉时期的北方长城都具有这种功能。说到长城的开拓扩张功能，可能很多学者并不认同。但在战国秦汉时期，长城具有这一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试对此加以探讨。
（一）农耕生产技术的革命性提高是长城开拓功能的生产力基础
早期农业生产的工具，主要是石器、骨器、木器、蚌器等，完全靠人工劳动。耕地器具是带柄的耒耜。农夫用耒耜耕地，要手握耜柄、足踏耜冠，将耜冠刺入土中，再拉动耜柄，运用杠杆原理，翻起一块土块，然后退一步，重复前面的动作，依次而耕，类似于今天的用锹挖地。这种生产方式劳动强度大，效率低。以犁代替耒耜，以牛耕代替人力，把人从笨重的耕作劳动中解放出来，并且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农业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对于牛耕的起源，学术界有不同的争议，但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铁制工具与牛耕，到战国时期，这项技术进一步得到推广和普及。从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看，战国时期出土的铁器，尤其是铁制农具，更是大大超过了春秋时期。不仅出土地点覆盖了战国七雄及越、中山等国统治的区域，甚至北方东胡居住的吉林、辽宁地区和南方百越居住的两广地区，也都有铁器出土。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广泛应用、推广及大量出现，对当时的农业社会产生着直接的、根本性的影响。
铁器及牛耕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率。依靠以木器、骨器制造的耒耜耕种，“一人蹠耒而耕，不过十亩”[5]146。到了战国时期，“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12]1125，生产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孟子·万章下》记载当时一个男劳力，“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这说明一夫一妻的家庭收获的粮食，除了养活一家人之外，还可以养活更多的非农业人口。《吕氏春秋·上农》也提到当时“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还说“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从农夫所经营的土地数量和所供养的人口来看，战国时期的劳动生产力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铁器和牛耕的广泛使用，使农业生产具有更高的效率，促使农耕人口的增长和土地开发能力的飞速提高，这是战国秦汉时期农耕文明不断开拓扩张的生产力基础。
（二）中原地区君主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使农耕民族具有集团优势
农业的发展，从不同方面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建立创造了条件。第一，农业与水利的关系至关密切。要发展农业，防止水旱灾害和兴修水利就成为当务之急。而兴修和维护管理一些大型的水利工程，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还要协调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的物质与经济利益，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具有这样的能力外，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力量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了维护农业生产的正常循环，由专制主义国家履行一定的经济干预功能是必要的。第二，生产力的提高，使农业生产逐渐摆脱了家长制大家族下集体劳作的方式，转变为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家庭的生产方式。这样的家庭不仅作为一个生育单位，还作为一个财产单位或经济单位，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这为专制主义国家打破原来的血缘亲属关系对居民的控制，发展为按地区对自己的国民进行划分和管理创造了条件。第三，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个体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确立，使封建国家可以通过征收赋税等方式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而这些赋税也恰好可以满足专制主义集权国家的财政开支与消费需要。第四，农业的快速发展与急剧扩张，必然使农耕民族与周边过着混合经济生活或游牧经济生活的民族发生对土地和资源的争夺。刚刚兴起的专业化的游牧民族由于其经济结构的单一性和脆弱性，对农耕经济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当他们不能通过正常的贸易途径获得粮食、手工业品及其他物资的必要补充时，往往会通过战争的手段强行获取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和钱财。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作战主体，机动性强、来去倏忽。农业经济的生产条件具有很强的季节性特点，需要在一定时期保持社会的稳定，否则，就会打乱生产的节奏。如果某一个季节的农业生产活动不能顺利进行，就会影响一个周期内的粮食收成。这样，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组织、领导农耕民族对抗游牧民族的侵扰和掠夺。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与人口的快速增长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人口的大量增加，一定会导致人地矛盾的不断加剧。为了缓解这种矛盾，农业民族往往会在力量强大时向农牧交错带和混合经济带进行开拓与扩张，从而加剧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矛盾，这也从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农耕民族的联合与专制国家政权的形成。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变法改革，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从而使农耕民族具有集团优势，向北方开拓的能力与进攻的态势则更加明显。
战国时期，北方地区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林胡、楼烦、东胡、山戎等部落。他们“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力量分散，彼此独立。春秋战国之际，农耕生产方式处于扩张态势中，与北方游牧民族相比，总体实力上占尽优势。以匈奴为例，其在战国时期，“自淳维以致于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仍处于一个时大时小、聚合离散的部落联盟发展阶段，没有形成完善的国家政权体系。整个北方草原尚处于部落林立，彼此制约的发展阶段，没有形成整体的、能够与中原政权相抗衡的力量。
（三）赵武灵王的雄才大略与开拓进取加速了赵国向北方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发展、大变革、大开放的时期，而战国时期向北方开拓成为“边胡”各国的共同选择。秦、赵、燕三国向北方发展，驱逐北方民族，发展新经济区，建立郡县，修筑长城的三个君主在历史上都赫赫有名。自商鞅变法以来，对外扩张成为秦国的传统，这种扩张既包括向中原各国的扩张，也包括向北方戎狄地区的扩张，而秦昭王延续和加速了这一过程。他不仅不断蚕食中原各国的土地，而且大败义渠王，在原来义渠的土地上设置陇西、北地、上郡，并修筑了秦昭王长城。燕国紧邻东胡，凭借着秦开的特殊经历和杰出的军事才能，大败东胡后向北拓地千余里，建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进行农业开发，并修筑长城以巩固开拓成果。秦昭王、燕昭王都是有为之君，但最值得称道的是赵武灵王。
相对于燕、秦两国，赵国向北开拓的历程更艰辛，面临的情况更复杂，取得的成效也更为显著。第一，赵国是一个中原大国，相比于秦燕两国，赵国的农耕传统更悠久、更深厚，影响力更大，向北方开拓所面临的阻力也更大。第二，赵武灵王之前，赵国的几位君主都致力于向南发展，与魏、卫等国争夺土地。尽管这种争夺付出了极大代价，但取得的成效却极为有限。为了改变被动局面，赵武灵王把发展的视角转向北方，这就要求转变整个国家的战略重心，需要极大的决心和变革的勇气。第三，长期以来，赵国的经济与军事重心都集中在南方，向北方发展，沿袭秦、燕等国的方式，采用大军出击与北方诸部一次决战而胜的方式难以奏效。这是因为，对于赵国来说，向北方进攻的区域更广阔，路途更遥远。林胡、楼烦等部已经发展到专业化的游牧生产方式阶段，他们马上骑射，机动灵活，来去迅捷。赵国如果从首都等地调集车兵和步兵，不仅行动迟缓，而且后勤线过长，会严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赵武灵王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提出了“胡服骑射”的改革主张，通过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方便服饰与骑射技术，完成向北方扩展疆土的重任。第四，赵国向北方开拓的成效最大。通过“胡服骑射”，赵武灵王征服了游牧民族楼烦、林胡二部，在那里设置了云中、雁门两个边郡，扩地千里。接着，北上灭掉中山国，把其土地和人民据为己有，又灭掉代国建立了代郡。“赵国向北夺得大片领土和人民之后，从前300年开始修筑东起代郡，中经阴山，西至高阙的长城，并在长城沿线设置三郡，至此赵国的疆域几乎扩大一倍。”[11]51-55正如苏秦所言：“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骑，粟支十年。……且秦之所畏害于天下者，莫如赵。”[4]163赵国一度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并可与强秦争锋的国家。在整个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无疑是具有大视野、大智慧，既充满务实精神，又具有改革创新能力的君主之一。
（四）战国秦汉长城的开拓功能与民族精神
学者们强调长城的防御功能，并往往把其与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联系起来，如季羡林先生就指出：“中华民族爱好和平成性，才能在极长的历史时期，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在北方修筑了万里长城，成为世界上的奇迹。长城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本性。”[13]8强调战国秦汉长城的开拓功能，是否不利于对我们民族精神的传播与弘扬。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辩证地加以看待。我们说中华民族爱好和平，没有侵略基因，是从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总结出来的。但是，爱好和平也不意味着一味地防御退守，因为几乎所有的民族和国家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都有积极进取、开拓扩张、兼并融合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原始社会的氏族发展到部落，到部落联盟，到酋邦方国，到夏商周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政权，再到秦汉统一帝国。中华民族正是在这样的开拓进取过程中交汇融合、成长壮大的。
历史上的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大发展、大变革、大飞跃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华民族站在了世界的前列，开创出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精神的时代。战国秦汉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长城，特别是针对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的长城，把开拓扩张与积极防御结合起来，通过长城建筑完善的攻防体系，削减游牧民族的骑兵快速迁徙移动的优势，变攻为防，以静制动，使长城成为一个“集预警体系、驻军体系、屯田体系、后勤保障体系、邮传体系为一体的综合性防御体系”[14]118-124。这是一项富有创造力，防范北方游牧民族袭扰成效显著的工程，是农耕民族在蓬勃发展的上升时期，变攻为守，攻守结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农耕文明不断扩进的力量体现。对此，张金光先生指出：“总而言之，游牧民族入侵农业区域，乃是大踏步的、急骤的前进与后退。农业民族仅靠单纯的军事行动并不能真正战胜游牧者。农民的前进，更多的则是以守为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他们最终的利器并不是攻占之具，而是锄头犁耙。每前进一步便在那里发展农业，让农业吃掉牧业，以屋室代替毡帐，只要那里长出了庄稼，就是对游牧者的彻底胜利，也便是中华农民的天下。”[15]55长城的修筑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守护文明的民族特点，也体现了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这两个方面，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