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赵地学术特征探微
臧知非
[作者简介]臧知非（1958— ），男，江苏宿迁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和研究。
关于战国秦汉时期赵地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特征，班固和司马迁有过明确的界定和概括。《汉书·地理志》云：“赵地，昴、毕之分野。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阳、鄚、州乡。东有广平、钜鹿、清河、河间，又得渤海郡之东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阳、内黄、斥丘。西有太原、定襄、云中、五原、上党。上党，本韩之别郡也，远韩近赵，后卒降赵，皆赵分也。”以今地况之，约为河北、山西的大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概括赵地的社会文化特点云：
“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1]3263
从地理和文化渊源上看，赵地与胡人接壤，又有中山国和殷商遗民的历史基因，其文化基础和经济结构具有多样性。但是，司马迁是立足于“货殖”、从“经济”这个层面概括之的，时间也仅仅限于汉武帝以前，还缺少系统性。而班固的总结则更全面。《汉书·地理志》云：
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躧，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
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
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送死奢靡。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或报杀其亲属。
钟、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
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雁门亦同俗，于天文别属燕。[2]1656
比较班固和司马迁文，班固除了抄录司马迁的总结以外，也受到司马迁思想维度的影响，从经济特点、历史传统不同层面揭示风俗和行为特点及原因。众所周知，班固和司马迁的历史观有别，写史的目的有异，对诸多相同问题的看法和材料取舍都有不同，但是，班固的叙述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司马迁的记述，说明司马迁所说的风俗文化终西汉之世没有改变，而班固看到了更多的现象，对区域文化特点的了解比司马迁要丰富一些，所以班固的叙述要比司马迁更加全面。
比较《史记》《汉书》文字，对战国秦汉赵地文化特点可以有如下的认识：一是生产经营方面，“不事农商、仰机利而食”，走捷径致富，生活奢靡。“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躧，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嫁取送死奢靡”。二是民众性格“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民俗懁急”，“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三是善用心计，重视复仇，“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四是民风古朴醇厚，“民鄙朴，好射猎，少礼文”。各个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地域特征，均决定于其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或者是因为“地近胡“，或者是因为殷商遗风，或者是因为中山国的历史沉淀，或者是因为地理上的四通八达，或者是晋文化的遗传基因，不一而足。这些，学界有过充分的研究，无须笔者饶舌。[44]笔者关注的是赵地学术特点问题。
司马迁和班固是就赵地民众的价值观念、行为特征的总体而言的，属于民俗的范畴，并没有涉及学术问题。但是，无论是战国时代的赵国，还是秦汉时代的赵地，其学术发展是不容忽视的，尽管人们在谈到先秦法家时，不约而同地认为三晋是法家思想的发源地，赵国自然是法家思想的发源地之一。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为特征的社会改革影响深远，从一个侧面折射着当时赵国的学术发展，但是人们很少去思考当时赵国的学术问题，对于以后赵地的学术发展涉及尤少。不能不说，这是受了“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民俗懁急”，“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等先入之见的影响。若从思想意识与历史实践相统一的层面考察，无论是赵武灵王之改革，还是平原君之养士，都说明了学术发展之一斑：因为有了对传统与现实的思考，赵武灵王才能排除阻力取得改革的成功；平原君所养之士固然以刺客死士居多，但是不乏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正是具备了这样的历史基础，才孕育出荀子这样的思想大家，吕不韦在邯郸经商才能具有卓越的政治眼光，不仅“钓奇”成功，而且能主持编纂出《吕氏春秋》这样的杂而成家的大书；也正是这样的历史传统，董仲舒才综合众说而形成新的儒学。关于赵武灵王改革、平原君养士与赵国学术发展的关系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本文仅就荀子、吕不韦、董仲舒思想的学术特点，略述赵地的学术特征：这就是立足现实、综合诸说。
关于荀子之学的学派归属，多以为是儒家，有的学者认为荀子是儒家的集大成者；或者以为自成一家，谓之荀学。笔者赞同后说，荀子是自成学派的。就本文来说，学派归属并不重要，这只是后人的排队而已，故不加讨论，重要的是要明白荀子思想的特征，这只要对荀子基本主张稍加概括就不难明白。荀子之学如人性自然、化性起伪，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隆礼重法、义利并重，道法后王、劝学论师，以及对君民关系、君臣关系等的分析论证，在先秦诸子中最具有科学理性，均是综合诸子而自成体系。这些都是植根于赵国这块学术沃土之上的。
任何学术思想均有其相应的生成基础，有着地域属性，荀子之学也是如此。当然，这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因为文献中对荀子在故乡生活的时间有不同的记载，对荀子故里也有不同的理解。《史记》仅仅谓荀子是赵人，然而赵国地域宽广，究竟出生于何处，是生活在赵国都城邯郸，还是在别的城邑；如果在别的城邑，这个城邑的文化传统接近于邯郸还是更多地带着其他区域的文化特征……对于理解荀子之学与赵文化的关系是大有区别的。笔者以为，荀子即使不是出生于邯郸，其学术活动也以邯郸为中心，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学术中心和政治经济中心合一，依附于政治经济中心而存在，不存在学术活动脱离政治经济中心独立发展的问题。现在需要说明的是荀子的思想基础是在邯郸奠定的还是游学齐国而后形成的。如果是后者，则无从说明赵国的学术特点。这要对文献中荀子是15岁游学齐国还是50岁游学齐国作出明确的说明。
荀子50岁游学齐国的记载见于《史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谓：
荀卿，赵人也。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
按司马迁文，“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并非如学者所说是错简，和荀子游学齐国没有关系，而是在交代荀子游学齐国时的学术背景。即荀子到齐国游学时，曾经享有盛名的邹衍、邹奭、淳于髡、田骈等辈已经离世，但齐襄王并没有因为邹衍、邹奭、淳于髡、田骈等辈的离世而改变招来天下学人的方针，而是继续“修列大夫之缺”。在这一背景之下，荀子来到齐国，并且成为学术领袖，“三为祭酒焉”。刘向在编定《荀子》之书时，做《荀卿书录》说明《荀子》一书的由来和荀子事迹，认为荀子是50岁游学于齐国，云：
孙卿赵人，名况。方齐宣王、威王之时（引者按：系威王、宣王之误。清人卢文弨已经指出），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崇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诸子之事皆以为非先王法也。荀卿善为《诗》、《礼》、《易》、《春秋》，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3]557
刘向的50岁之说，是根据司马迁之说而来，还是另有所本，无法确证。但是，从逻辑上判断，刘向博览群书，收集到的当时流传的荀子之书320篇，删除重复的292篇，确定32篇为定本，即今本《荀子》。关于荀子事迹，刘向所见，除了《史记》以外，可能有其他文献。当这些文献对荀子行年额记载出现矛盾时，自然要考订而后立说。所以刘向和司马迁一样，谓荀子年五十游学于齐，只有两种可能：就是刘向所见图书对荀子游学齐国的年龄没有不同记载；或者虽然有不同记载，经过刘向考订以后认为不可信，摒而不用。
荀子15岁游学齐国的记载见于东汉应劭《风俗通义》。《风俗通义·穷通》云：
威王、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是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诸子之事皆以为非先王之法也。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至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明显，《风俗通义》所说荀子事迹是照抄《荀卿书录》的，唯一不同的是谓荀子“年十五始来游学”。现代学者或主50岁游学于齐，或主15岁游学于齐，于是出现了荀子行年之争。从20世纪初叶即有争议，至今没有定论。[45]这直接关系到荀子在邯郸或者赵国学术活动及其思想体系的形成与赵国学术基础问题，需要作出明确说明。
笔者以为，从目前所见传世文献难以对荀子行年作出确定无疑的判断，只能是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层面思考问题，在现有资料条件下，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比较而言，应当以《史记》记载为是。这不仅仅因为《史记》成书距离荀子时代较近，本着时代较近可信性大的原则，[46]司马迁记载的可信性要大于应劭，更主要的是“年五十始来游学”所透露的历史信息。
胡适先生谓，“年五十始来游学，这个‘始’字含有来迟了的意思。若是年十五，决不必用‘始’字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见解，《颜氏家训·勉学》谓“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这“犹为硕儒”四个字正说明了“始来游学”之“始来”是“才来”的意思，表示荀子50岁才来游学，但仍然成为一代硕儒。颜之推以此勉励子孙只要潜心向学，年龄再大，也能学有所成，不能以年龄大为借口逃避向学。游国恩先生认为胡适看法“或是错的”，以为应注意“游学”二字的含义：“游学于游宦和游说不同，荀子游学于齐与孟子游梁、墨子游楚和苏秦游说六国不同。它来齐国游学，必在年少时代。‘始’字本训为初，意思是说荀子十五岁的时候初到齐国来读书。若五十岁才来到齐国读书未免太迟了。”[47]钱穆先生谓：“以年十五之说为是。何者？曰‘游学’是特来从学与稷下诸先生而不明一师者，非五十以后为师之事也。曰‘有秀才’，此年少英俊之称，非五十以后学成为师之名也。曰‘始来游学’此对以后之最为老师而言，谓荀卿之始来尚年幼为从学，而其后最为老师。”[48]这是主张荀子“年十五”游学于齐的代表性意见。
笔者以为，游国恩和钱穆先生的理解粗粗看去似无问题，细绎则不能成立。因为即使是在现代汉语语境下，“游学”并不仅仅是求学，而带有着学术交流的成分在内，需要以相应的学术素养为基础。学有所成，周游四方，以文会友，交流提高者，也可称之为“游学”，故不能把“游学”狭义地理解为“读书”，谓荀子游学于齐是来“齐国读书”。稷下诸公，享受列大夫的待遇，个个学有所长，不治而议论，其门下固然有生徒，但是起码要系名于某位老师名下。15岁的荀子学不宗于一家，怕未得列于其中，所以说荀子“游学于齐”是到“齐国读书”意有未周。当然，这个误解的发明人不是游国恩先生，也不是钱穆先生，应该是应劭。东汉时，因为察举的需要，为了扩大影响，读书人特别是年轻学子游学他方，投附名师门下，蔚为风气，应劭根据自己的理解，觉得荀子50岁才游学于齐，有些太晚，故而改50为15，后人不解，而是其说。应劭的《风俗通义》并非历史著作，而是一部根据事实纠正流行观点之谬的著作。举荀子等人事迹是为了自己对“穷通”的理解，即对于士人来说，为了自己的理想奔走四方，看上去四处碰壁，但并不存在世俗心目中的“穷”的问题。只要心目中的“道”在，理想在，永远不“穷”。所举事迹只要能说明自己的主张即可，对所举事迹是否准确，并不在意。所以，应劭的“年十五始来游学”，要么是传抄之误，要么是应劭觉得50岁才来游学太晚而改。至于解“秀才”是“年少英俊之称”则有望文生义之嫌。西汉时，秀才是察举科目，是才学出众的意思，故而举“秀才”为官，和年龄没有关系，和现代意义的秀才是两个概念。刘向推崇荀子之学，和那些“作书刺世”的田骈之辈不相上下，才谓“荀卿有秀才”。这“有秀才”之“有”已经表明“秀才”非“年少英俊”之意，而是说荀子才学超群，有汉代秀才之学而游学稷下。正因为如此，荀子才能够“最为老师”“三为祭酒”。若是15岁即游学稷下，经过30多年，到了50岁以后，邹衍、田骈之属均已作古，才“最为老师”“三为祭酒”，这不过是因为年龄大的原因而已，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称道之处。司马迁、刘向没有必要称羡，颜之推也没有必要举以勉励子孙。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荀子是到了50岁的时候才游学齐国，其思想体系已经完成，赢得世人认可，才逐步成为学宫领袖，“最为老师”而“三为祭酒”。这“三为祭酒”很可能是连续三次任祭酒，也可能是多次（先秦时代，三亦指作多次），这儿的祭酒是礼仪性职位，而非职官性质，也无权干涉稷下学人的学术活动如写什么和不写什么，等等。也就是说，荀子的思想在游学齐国之前已经成熟，此间固然不排除游学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显然是植根于故乡。
现在谈吕不韦与赵国的学术关系问题。古往今来的研究者，无不以为吕不韦是一个商人，是一个善于投机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悲剧性人物，和思想学术特别是和赵文化似乎没有什么关联，既不是思想家也不是学者，虽然有《吕氏春秋》传世，但是《吕氏春秋》是其宾客们的集体著作，不是他的思想展现。这当然有其道理，但是仔细分析，又不尽然。班固把《吕氏春秋》作为杂家的代表，其特色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颜师古注说：“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2]1742所谓杂家，杂而成家，这个“家”就是“王治”的理论体系：“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吕氏春秋》的任务就是把百家之道“贯综”于王治。吕不韦编纂此书的目的就是要秦王嬴政能够参照执行，治理即将到来的统一王朝。吕不韦在《吕氏春秋·序意》中不无自得地借口回答“良人请问十二纪”时说：“尝得学黄帝之所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圆）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4]648很显然，吕不韦以黄帝自居，希望嬴政像颛顼师从黄帝那样接受自己学说。这里透露出这样一个历史信息：吕不韦赞赏“王道”，希望统一以后，嬴政能够实行“王道”政治，不要像以往那样继续“霸道”传统。这个“王道”理论和吕不韦的政治观是分不开的，也可以说是吕不韦政治主张的具体化。
众所周知，稷下学宫曾经聚集天下学人，不治而议论，学术自由，思想解放，可谓盛极一时，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使执政者有不知所宗之嫌；四公子养士，名满天下，但是更没有什么理论建树，也没有给本国政治带来改良。在这一背景之下，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遍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而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1]2510。吕不韦是“以秦之强，羞不如”而“招至士”的，是为了秦国养士，诸侯之士来秦者，能仕者仕之，能著述者著述之。著述要有宗旨，这个宗旨谁来确定？衡以当时学界，怕没有哪一位能够承担此任而得到众多学人的认可。如果要这些门客讨论而后决定，衡以稷下学宫的学术经验，更是难以确定。所以，只能由吕不韦来定。吕不韦对各家各派的思想主张不一定清楚，但是清楚自己的政治选择，对各家各派的功能有着统一的要求。在这个统一宗旨、要求之下，诸子传人才摒弃以往的门户之见，根据吕不韦定下的政治目标的需要，选择自己的思想主张，而为《吕氏春秋》一书。参与撰著的都是当时之选，其理论主张自然是最高水平，所以吕不韦才有自信悬书市门，千金求错。
吕不韦何以将“王者之治”作为自己的目标？对诸子之学的认识是如何形成的？笔者以为，这当然与养士有密切关系。但是，不能谓之为是相秦以后才思考的事情。这和吕不韦在邯郸的经历有着直接关系。吕不韦虽然是阳翟（一作濮阳）商人，但是其主要活动地点在邯郸，洞悉赵国、秦国内部矛盾和秦赵关系，对聚集邯郸的士人宾客也了如指掌，对诸子学说有一定了解，起码懂得游说技巧，才能定下“奇货可居”的计划。如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姐弟时所透露出来的游说技巧和对游说对象的心理把握，与其说吕不韦是商人，不如说吕不韦是演说家，吕不韦相秦以后，内政外交等一系列举措，更体现了吕不韦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理想追求。也就是说，吕不韦不仅仅会经商，更有着常人所不及的政治眼光；不仅仅懂得生意经，也懂得治国之道。他有高远的政治理想，对诸子之学内容的把握当然不及诸子传人，但是对诸子之学之政治功能的把握则在诸子领袖之上。[49]郭沫若称“吕不韦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一位有数的大政治家”[5]390是有道理的。吕不韦对“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遍天下”的了解并非始于入秦为相，而是渊源有自，不仅知道“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遍天下”，而且对荀卿之徒所著之书的内容也有一定的了解。
秦昭王时，荀子入秦考察，对秦国政风民情有过高度赞扬，远非六国能望其项背。《荀子·强国》云：“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幸，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但是，在荀子眼里，这还属于“霸政”的境界，这并非理想的政治，“悬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駮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3]303“駮而霸”是指为了霸业不分是非，只要有益于霸业，即拿来为我所用，追求的是效率，置正义于一旁。所谓“粹而王”是指采用各家各派的“精粹”而实现的“王业”——既是天下一统，又尽善尽美。商鞅变法以后的成功是霸政使然，是“駮而霸”，缺少儒家的“王道”之善与美，“駮”而不“粹”，故霸则霸矣，距离“王者之业”还差得很远，而《吕氏春秋》所要追求的正是王者之业。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是清楚的，这逻辑联系，是以邯郸的学术传统为基础的。
秦汉一统，文化地域性格趋同，但是其历史基础仍不容忽视，即使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建构，也离不开地域文化的基础，同时也反衬出不同的地域存留。董仲舒儒学的学术特色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西汉前期赵地的学术发展。董仲舒生活于广川（今河北衡水），接近于齐鲁文化圈，以春秋公羊学擅名天下，班固谓“《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2]3593。景帝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2]2495。这“三年不窥园”云云应是指当了博士官以后的事情，但从此可以推知在故乡勤奋读书的一斑。能够潜心儒学，想来自有其风气。学者或以为这是地缘上接近齐鲁的原因，但是，若参以荀子之学，恐不尽然，赵国是有一定的学术基础的。这些点到即明，无须多证。现在要注意的是董仲舒之学的学术特征问题。董仲舒为春秋公羊学大家，汉儒的代表，其最大的特点是站在现实需要的基础上阐发公羊学的同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将阴阳学派、黄老学派、法家学说以至于民间方术，一一糅合于公羊学系统之中，完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对诸子之学的综合改造。儒学从民间走向了官方，由此成为庙堂之学。这些众所周知，无须一一。
综上所述，从方法论的角度，将荀子之学、吕不韦思想、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联系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共性：综合。这除了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使然之外，与地域文化的生成基础是分不开的，就如阴阳学派之生成于燕齐海岱地区，儒学之生成于鲁，法家学派生成于三晋而以魏为核心一样。赵地地理构成复杂，社会经济结构多样，其民俗、学术自然具有多样性。作为赵国都城的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早在战国末年，邯郸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晋国边邑，但是其经济和军事地位远非一般城邑可比，故而成为赵国都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邯郸商贾云集，人口杂凑，富商巨贾辈出，终西汉之世，均为工商业大都会之一，和成都、临淄、宛、洛阳并列。文化遂人而流动，因人的思想进程而发展，人的思想则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南来北往的人流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除了商贾官僚贩夫走卒农夫农妇以及刺客死士之外，还有着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平原君所养之士中除了权谋纵横之士、鸡鸣狗盗之徒以外，也有不少“贤者”，荀子也曾因为平原君之礼遇而出入赵国朝堂。这些“贤者”、士人都学有所长，来到邯郸之后，或者是交流思想，或者寻找施展身手的机会。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赵国，在宣扬各自主张的同时，自然地彼此认同、相互吸收而走向综合。这些在传世文献中虽然不见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学术思想的地域生成的层面窥见其一二。如此，我们对战国秦汉时代赵文化的认识庶几深入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