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战国时期是专制政体形成的时期，专制政体的暴力性质在经济领域最本质的特点是“利出一孔”，国家以“主权”为后盾，控制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源，这是实行国家授田制的法理依据。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这一时期又处于以农立国的时代，各国纷纷通过立法驱民务农，奖励耕织之策纷纷出台，不遗余力地将民众束缚于土地之上。[7]国家既然掌控着对土地的最后支配权，因此也就无须对授出的田宅制定更多的限制措施。农民对田宅尽管享有占有权、使用权甚至支配权，但却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所有权，国家随时都可以通过各种法令予以剥夺。因此，早在春秋末叶，晋卿赵鞅在与支持范氏的郑军战于铁时，就下令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8]1614其中，“受县”“受郡”指封建，“士田十万”可以理解为“士”能克敌者，受“田十万”。若此，赵鞅已开授田制的先河。

如果从“士受田”的行为主体来说，这一句又可以说成“授予士田十万”。根据在于，赵鞅的做法被他的后人所继承，时隔不久，赵襄子立国，襄子即位后即收复中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

王（当作“壬”）登为中牟令，上言于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学甚博，君何不举之？”主曰：“子见之，我将为中大夫。”相室谏曰：“中大夫，晋重列也，今无功而受，非晋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绝无已也。”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9]652。

这段记载有两点应引起重视，一是王登召见中章、胥己，以襄子名义拜之为中大夫，并“予之田宅”。予之即授之，予田宅即授田宅，授田宅的依据应当是身份，说明赵国已经存在按身份等级授予田宅的制度。对这种做法，相室反对的理由是“非晋臣之意”，即不是晋国举人的传统，而对“予之田宅”并无异议，说明依身份等级予田宅是晋国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从“爰田”亦即“赏田”发展而来的“士田十万”，即有功而受，这个“功”当为“军功”。奖励军功的做法被秦国继承和发展，故秦法规定：“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10]152军功赐爵是商鞅的在秦国的创新，而“益田”的做法却来自赵制。

二是由于文士中章、胥己以其博学身修而平步拜为中大夫，在中牟引起极大的轰动，因此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争先恐后随文学而习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人放弃本业从文学，其所拥有的“田耘”只能弃之不耕却不能卖，能卖的不过“宅圃”而已。韩非在这段叙述中难免有些言过其词，但“弃其田耘、卖宅圃”或许是现实经济活动的写照。若此，赵国自战国初年即开始推行国家授田制，但除了依据军功、身份授予田宅，宅圃可以买卖之外，其余内容已经无从稽考。既然宅圃可以买卖，行之日久，田耘也必然流入交易市场，故战国末年，赵括才可以“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11]2447。

秦国的授田宅制度，至今不可得而详，尽管袁林、张金光几乎同时对秦的国家授田制进行了阐发，^[54]但对秦民所受田宅的转移、买卖作出的推测并无可靠根据，当然张金光所谓“所授田宅定期还授”的结论更站不住脚。[12]唯其如此，由赵国的“予田宅”到汉初律的国家授田宅之间还缺少必要的环节。但有一点是可以大致确定的，即秦国授田宅制度比之赵制应当更完善，而且执行的也更坚决，所以直到秦统一前夕，王翦为消除秦王的顾虑，出兵前乃“请美田宅园池甚众”，理由与萧何几乎如出一辙，所谓“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11]2340。或许因为秦国授田宅制度有禁止土地买卖的约束，所以王翦只能“请”，而不能“强贱买”。正由于战国时期各国田制不同，田宅买卖市场的发育程度各异，所以汉初律经过萧何对秦律的损益，才会存在貌似矛盾的律条。在田宅买卖问题上，民户自有田宅允许买卖；国家授予的田宅，宅允许买卖，而田不允许买卖。考虑到赵制到汉制的演变轨迹，这一法律规定或许是赵制在汉制中的遗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