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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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熊道麟.先秦梦文化探微[M].台北：学海出版社，2004.
原载《邯郸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注释】
[1]传世有“长平君相室鈢”（《于豪亮学术文存·古玺考释》，中华书局1985年，第82页），“相室”（罗福颐主编《古玺汇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16页，4561—4563）等玺印。《韩非子》《战国策》等书中多有相室记载，相室，即“室家之相”（《战国策》卷五《秦策三·应侯失韩之汝南》注，第206页）。《汉书》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记述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实”。记曰：“不当华而华，易大夫；不当实而实，易相室。”颜师古注曰：“相室，犹言相国，谓宰相也。”（第1412页）颜师古注看到了相室与相国相同的一面，但没有看到不同的一面，那就是相室有时也是卿大夫的家臣。也就是说，相、相室，既可以是卿大夫家臣的称号，又可以是国家重臣的称谓。
[2]《韩非子新校注》卷十一《外储说左上》，第697页。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卷一七《知度》：“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相国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为中大夫若此其见也，非晋国之故。’”（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1093页）同一件事情的当事人，《韩非子》作“相室”，《吕氏春秋》作“相国”，称谓相异，当是古人认为两者有相通之处，也可以证明相室向相国转化的一个标志。
[3]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卷八《祭公解》载：“汝无以家相乱王室而莫恤其外。”孔晁云：“言倍（陪）臣执国命。”庄述祖云：“家相，私人，《皇门》所谓以相厥室者也。”朱右曾云：“家相，嗜利营私者。”（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38页）陪臣、私人、相厥室等，都表明家相职责与相室相同，因此说，相室又称家相。
[4][唐]贾公彦等。撰《仪礼注疏》卷二九《丧服》载：“公卿大夫室老、士，贵臣，其余皆众臣也。”注曰：“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102页）室老，与家相相同，也就与相室相同。
[5]《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十五年载：“公乌死，季公亥与公思展与公乌之臣申夜姑相其室”（第1460页），即三人共同经理公乌之家。
[6]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有张光裕考释的《相邦之道》载：“吾见于君，不问有邦之道，而问相邦之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37—239页）这里的相邦，似乎不是名词，而是动词。这当与楚国设令尹，而不设相国有关。
[7]《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附抄《魏户律》载：“二十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〇告相邦：民或弃邑居壄（野），入人孤寡，徼人妇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来，叚（假）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92—293页）此相邦，当是魏国相邦。
[8]《殷周金文集成释文》11342有“廿一年相邦冉造”的铭文（第6卷第519页），可证秦国有相邦。
[9]邹安辑《周金文存》卷六《戈矛之属》有“郾相邦”剑的铭文（广仓学宭1916年，第92页），可证燕国有相邦。
[10]中山
通方壶铭文：“隹（唯）十亖（四）年，中山王
命相邦赒，斁（择）郾（燕）吉金，铸为彜壶。”（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70页）可证中山国有相邦。
[11]《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1805页。《史记》卷五《秦本纪》载：“武王取魏女为后。无子。立异母弟，是为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芈氏，号宣太后。武王死时，昭襄王为质于燕，燕人送归，得立。”（第209页）两处说法不同，年代相差一年，不妨并存。
[12]高士英：《朔县赵家口发现赵国剑》，《考古与文物》1989年3期。参考王辉《跋朔县拣选的四年代相乐
铍》，《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
[13]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释文注释《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王兵》（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36页）。黎翔凤撰《管子校注》卷一〇《地图》载：“论功劳，行赏罚，不敢蔽贤有私，行用货财供给军之求索，使百吏肃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中华书局2004年，第532页）与银雀山汉墓竹简《王兵》篇基本相同，亦有差异，《王兵》篇无《地图》篇的“行用货财供给军之求索”一句，《王兵》篇“相国者”在前，《地图》篇“相室之任也”在后；一作“主令”，一作“君令”，意同字异。两篇对读互证，不仅可以证明“相国”与“相室”称谓相异，而且也可以说明两者职掌基本相同。
[14]《古玺汇编》第12页，0068。参徐在国：《战国官玺考释三则》，《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3期。
[15]《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八年，第463页。《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五年载郑国子产言：“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第1106页）傅王、辅王所说为同一件事，意为辅佐。
[16]《国语》卷一四《晋语八·叔向均秦楚二公子之禄》载：“叔向为太傅，实赋禄。”（第476页）可知叔向晋悼公时为太子彪傅，太子彪继位为君主，叔向为太傅。
[17]《战国策》卷一九《赵策二·王立周绍为傅》，第670页。《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载：“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第1811页）周袑、周绍，当为一人而两书的名字用字不同。
[18]《国语》卷五《鲁语下·叔孙穆子聘于晋》，第185页。《春秋左传注》襄公四年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第933页）。《国语》《左传》两书记载的鲁国使者都是叔孙穆子（或称穆叔），出面招待的是晋悼公，而命行人询问叔孙穆子拜谢原因者虽有晋悼公与韩献子之不同，但通过行人进行询问则又是相同的。
[19]卜偃，又作郭偃，《国语》卷七《晋语一·史苏论献公伐骊戎胜而不吉》载：“郭偃曰”，注曰：“郭偃，晋大夫卜偃也”（第257—258页）。《韩非子新校注》卷五《南面》载：“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第334页）。《春秋左传注》载：鲁闵公元年（前661年）、鲁僖公二年、僖公五年、僖公十四年、僖公二十五年、僖公三十二年等，卜偃多次预测国家大事的吉凶祸福，并提出理性谋略建议。因此，杨伯峻认为：“卜偃之于晋文公，实变法称霸之功臣。”（第259页）
[20]《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八年载：“晋侯有疾，曹伯之竖侯獳货筮史，使曰以曹为解。”注曰：“货，贿赂也。筮史，晋掌卜筮之官”（第474页）。
[21]《国语》卷一〇《晋语四·重耳亲筮得晋国》载：晋公子重耳占卜，“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筮史占之。韦昭注曰：“筮史，筮人，掌以三易辨九筮之名。”（第362—363页）可知，筮史与筮人相当，筮史是晋国主管卜筮之官。
[22]《荀子集解》卷五《王制》，第169页。《管子校注》卷一《立政》亦载：“论百工，审时事，辩功苦，上完利，监壹五乡，以时钧脩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第73—74页）两书有文字相同者，亦有字句相异者，其精神无疑是一致的，说明了当时工师的职责。
[23]《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31页。《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涉及内史的有八条，总起来看，需要“上内史”者事务不少，如财政、赋税、畜牧、手工业、器用物资等都与其管理范围有关。
[24]《银雀山汉墓竹简》壹释文注释《孙子兵法》下编《吴问》，第30页。《淮南鸿烈集解》卷一二《道应训》载：“昔赵文子问于叔向曰：‘晋六将军，其孰先亡乎？’对曰：‘中行、知氏。’”（第416页）两书记述吴王与赵文子问“晋六将军孰先亡”的问题，都说到了晋国六将军的称谓，答案相同，理由相异。
[25]《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牧》载：“后七年，秦破赵杀将扈辄于武遂，斩首十万。赵乃以李牧为大将军，击秦军于宜安，大破秦军，走秦将桓齮。封李牧为武安君。”（第2451页）《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载：赵幽缪王迁七年（前229年），“秦人攻赵，赵大将李牧、将军司马尚将，击之”（第1832页）。赵国兵器有“三年，大将吏（李）牧”（张振谦：《三年大将吏弩机补释》，《文物》2006年第11期）的铭文。由上述可见，李牧先称大将军，后又称大将，铭文作大将，大将是大将军的省称。
[26]《汉书》卷三一《项籍传》载：“籍为裨将。”颜师古注曰：“裨，助也，相副助也。”（第1797页）裨将，即副将，协助将军处置军务者。
[27]《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第2443页）作为文官上卿的蔺相如被廉颇称为将军，当是赵国沿袭晋国的习惯而然。
[28]《国语》卷一三《晋语七·祁奚荐子午以自代》，第440页。此事又见《春秋左传注》襄公三年，第927页。
[29]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参见《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6册，第778—783页，12110—12113。
[30]《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9页。《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载：“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张仪、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为左右丞相。”（第2307页）本纪与列传记载相同。
[31]四川省博物馆等：《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青川木牍与《史记》记载相互印证。由此可知缪文远参考韩养民《秦置相邦、丞相渊源考稿》所言“传世及考古所得秦器，称‘丞相’者均为秦始皇时物，见秦权诏版及琅邪刻石，其在此之前者均称‘相邦’，则‘丞相’之称，当是始皇时事”（《七国考订补》卷一《秦职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页），其说法有可商榷之处。
[32]《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第2509页。但不要看得太绝对，因为司马迁对于吕不韦官职名号的记述，并不特别严谨，也不太一致。在《史记》卷五《秦本纪》载：庄襄王元年（前249年），“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第219页）；卷六《秦始皇本纪》中说：“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第223页）卷一五《六国年表》载：秦庄襄王元年“吕不韦相，取东西周”（第750页）；始皇帝十年（前237），“相国吕不韦免”（第753页）。由上述可见，相、丞相、相国，在《史记》中使用的并不严格。
[33]《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载：汉元年，“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第2014页）；汉十一年，“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第2017页）。《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表》载：高帝九年（前198年），“迁为相国”（第1121页）。参考《史记》的高祖本纪、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等，笔者认为高帝十一年，萧何为相国为是。萧何先为丞相十一年，方为相国，名号应当更尊贵。
[34]楚国、晋国、秦国，设立郡县都比较早。楚国县官称为县尹，尊称县公，直至秦楚之际，楚人刘邦、项羽集团中仍以县公为称，如刘邦称沛公，夏侯婴称滕公等。项羽部下有萧公角、薛公等人。晋国县官称为大夫，如鲁昭公二十八年（前514年）秋，“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盂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十八年，第1493—1494页）。任命了十个县大夫。楚、晋两国不以县令为名，可知县官称县令，当以秦孝公十二年为早。
[35]《韩非子新校注》卷一一《外储说左上》，第697页。赵襄子于前457年—前425年在位，尚为晋国卿大夫，即使有县，按照晋国制度，当设县大夫，而非县令。历史记载，“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卷八《修志十议》，叶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43页）。这当是在赵襄子二百余年后的韩非子按照自己生活时代的官制来追记或者比拟赵襄子时代的官职，因此不可信。
[36]吴则虞编著《晏子春秋集释》卷三《内篇问上十》，中华书局1962年，第200页。《银雀山汉墓竹简》壹释文注释《晏子七》作：“司过荐至而祝宗祈福。”（第93页）荐至，即接连而来，与荐罪有相通之处。
[37]《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第2448页。《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载：赵孝成王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国廉颇为信平君”（第1828页）。与《廉颇蔺相如列传》相比少一个“假”字，证以下面所列举的“十五年，守相杜波”铍等金文资料，可知，《赵世家》脱漏了一个“假”字。
[38]前面说，文信侯吕不韦党与司空马之赵，赵以为守相。六年相邦司空马铍铭文载：“六年，相邦司工（空）马”。证明在赵幽缪王六年（前230年）司空马是赵的相邦（《保利藏金》李学勤《铍》，第274—275页）。司空马由守相变成了相邦。
[3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2页。梁玉绳撰《史记志疑》卷五《秦始皇本纪》附案言：“此句疑有讹误，方氏《补正》曰‘发卒受韩南阳地，而使内史腾为假守也。’”（中华书局1981年，第174页）田余庆先生认为方苞说法“比较合理可信”（《秦汉魏晋史探微·说张楚》，中华书局1993年，第6页）。
[40]赵翼著《陔余丛考》卷二六《假守》，收集秦汉时代的假守史料比较全面，但所说“秦汉时，官吏摄事者皆曰‘假’，盖言借也”（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15—516页）。实际上，战国时代，赵国官制中已经有假守制度，赵翼所言有失片面。
[41]《史记》卷一〇二《冯唐列传》载，冯唐曰：“臣大父在赵时为官卒将，善李牧。”《集解》引徐广曰：“一云‘官士将。’”裴骃案，晋灼曰：“百人为彻行，亦皆帅将也。”《索隐》曰：案《国语》百人为彻行，行头皆官师。贾逵云“百人为一队也。官师，队大夫也”（第2758页）。《汉书》卷五〇《冯唐传》载，冯唐曰：“臣大父在赵时，为官帅将，善李牧”（第2313页）；卷七九《冯奉世传》载：冯亭后裔“在赵者为官帅将”。颜师古注曰：“帅，音所类反，字或作师，其义两通。”（第3293页）荀悦记载为“臣大父赵时为将卒，善廉颇”（《汉纪》卷八孝文皇帝纪下，载张烈点校《两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上册第118页）。官卒将与官士将、官帅将与官师将，或将卒，何者为是，现在已经很难分辨，具体职掌也很难说清楚。不妨暂且三者并存，待将来发现新资料再仔细考察，但无论叫何官名，都是赵国所特有的官职。
[42]旅顺博物馆报导组：《旅大地区发现赵国铜剑》，《考古》，1973年第6期，第361页。
[43]张雪岩：《吉林集安县发现赵国青铜短剑》，《考古》，1980年第6期，第666页。
[44]《小校经阁金石文字拓本》卷10，第75页。
[45]《水经·瓠水注》引《竹书纪年》对此事也有记载，《纪年》载赵将名为孔屑。
[46]《史记·秦本纪》中“英”作“泥”。
[47]文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孝成王元年担任赵相的还有虞卿。平原君任赵相当在虞卿逃出赵国，即平原君从秦国回来之后。
[48]吴振武：《赵十六年守相信平君铍考》，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编《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第397—414页，1999年。
[49]参董珊：《论春平侯及其相关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六），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50]参黄盛璋：《关于加拿大多伦多市安大略博物馆所藏三晋兵器及相关问题》，《考古》1991年第1期；又许进雄：《十八年相邦平国君铜剑——兼谈战国晚期赵国的相》，《中国文字》新十七期，第36—38页，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年；吴振武：《赵武襄君铍考》，载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金景芳教授百年诞辰纪年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第116页，又见《文物》2000年第1期，第66页。
[51]参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城市文化局，高平市博物馆：《长平之战遗址永录1号尸骨坑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6期。参沈长云，魏建震，白国红等：《赵国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02—207页。
[52]偏战：《春秋公羊传》桓公十八年，何休注：“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19页。
[53]乔登云，乐庆森：《赵都邯郸故城考古发现与研究》，载孙继民，郝良真，等：《先秦两汉赵文化研究》，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年。乔登云：《试论邯郸古城的历史变迁》，《邯郸学院学报》2010年2期。
[54]同注①。
[55]乔登云，王永军：《赵邯郸故城大北城东南城角考古新发现》，《邯郸文物简讯》（内部资料）2009年第84期。
[56]本文凡考古勘探发掘资料未注明出处者，均援引自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内部档案资料。
[57]段宏振等：《邯郸赵王城遗址勘察和发掘取得新成果》，《中国文物报》2008年10月22日第二版。
[58]同注①。
[59]段宏振：《赵都邯郸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60]段宏振：《赵都邯郸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61]邯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邯郸县志》，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
[62]艾红玲：《古代祃祭流变考》，《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6期，第95页。
[63]台北古越阁编印：《古越阁商周青铜兵器》，1993年。裘锡圭序指出：戈铭之武城，其长官不称令而称相邦，疑是为孟尝君或平原君封邑时之东武城。封邑之长官称相邦，与汉代侯国之长官称相同例。
[64]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74年第1期。也见单利勤《〈殷周金文集成〉兵器铭文校释》，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65]朱力伟：《东周与秦兵器铭文中所见的地名》，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文章根据裘锡圭先生认为此戈年代有属惠文王或孝成王两种可能，又根据董珊先生《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第一章第48页，倾向于惠文王而从董说。
[66]上文程恩泽所举，《太平寰宇记》：盖以定襄有武城同属赵。
[67]高明：《中国古文字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72页。
[68]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编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另据，李逸友：《内蒙古历史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综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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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郦道元撰，郭守敬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89页。这里郭守敬引梁玉绳《史记志疑》：“考《赵世家》，秦攻武城，扈辄率师救之，军败，死焉。据此则《牧传》言武遂城，乃误衍一‘遂’字。”“武遂”应为“武城”。
[71]参阎若璩：《四书释地》，转引自李洪廷：《曾子故里武城考略》，《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72]《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十四年“桓齮定平阳、武城”。《史记·六国年表》：“定平阳、武城、宜安。”笔者认为，平阳在今河北临漳附近，武城在今河北磁县讲武城，宜安在今河北石家庄藁城，皆相距甚近。所以，此武城不会位于汉代定襄郡武城县，即今内蒙古清水河附近。
[73]《国语·楚语上》载士亹为太子傅后，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之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申叔时所论，应是周代贵族教育的主要内容。
[74]前475年之说最为流行，该说源于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后为今人方诗铭的《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冯君实主编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工具书广泛采用；作为先秦赵国历史研究的标志性著作——沈长云等著的《赵国史稿》（中华书局2000年版）亦采此说；杨宽的《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定为前474年，后在《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改为前475年；晁福林的《试论赵襄子卒年及相关历史问题》（《河北学刊》2001年第1期）定为前476年。
[75]分别参长甘：《“侯马盟书”丛考》，《文物》1975年第5期（“长甘”是当时张颔所用笔名）；唐兰：《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文物》1972年第8期；高明：《侯马载书盟书考》，载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3页；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余闻荣：《论赵孟——侯马载书盟主称谓再讨论》，《东南学术》2001年第5期。
[76]请参考拙文《先秦赵人梦文化解析》（《邯郸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关于赵人之诸多梦例之论述。
[77]今《逸周书·程寤》篇佚，上引文据《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七、五百三十三及《艺文类聚》所引补75字。
[78]此处清华简《程寤》引文主要根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整理小组以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的《清华简〈程寤〉简序调整一则》（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1月5日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