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与赵北长城的开拓功能

居于四战之地的赵国，在魏、齐、秦等大国的压力下，如果继续在南方争夺，几乎毫无优势可言。而赵国在南方的不断挫败，也给了北方的林胡、楼烦、东胡趁火打劫的机会，它们不断以骑兵袭击赵国。中山国则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在齐国的支持下，不断侵略骚扰赵国。甚至曾一度“引水围鄗”[6]1809。赵武灵王十二年（前314年），中山国趁燕国内乱出兵攻燕，赵武灵王出兵救燕。中山“南战于长子，败赵氏；北战于中山，克燕军，杀其将”[4]104，成为赵国安全的重大威胁。这时赵国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诚如赵武灵王所分析的：“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6]1806经过反复的思考和实践，赵武灵王果断决定进行战略调整，把南进战略改为北上发展，以开拓胡地作为复兴赵国的基本国策，攻击北部的白狄之国中山和北狄之国代，西北的楼烦和林胡两大部落，以拓展赵国的领土。

赵武灵王时期，东胡、楼烦、林胡等少数民族，已经发展到了专业化的游牧阶段，畜牧业已经成为其最主要的生产方式了。游牧民族惯于马上生活，精于骑射，他们平时随畜群“逐水草而迁徙”，把射猎禽兽作为生活来源的重要补充，战则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上下山阪，出入溪涧，如履平地，至如飙风，去如收电，具有极强的机动性。而中原的战法是以车战为主，适宜于平原作战，多采取攻城略地的形式，难以适应运动战的方式。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言：“戎翟之杂居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之而已，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要想攻击三胡，就要借鉴游牧民族骑兵作战的方式，建立骑兵部队。

赵武灵王抱着学胡制胡，以胡制胡，将西北少数民族领地纳入赵国版图的决心，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拦，毅然于十九年发布了“胡服骑射”的政令。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包括胡服骑射、招募胡人军队、建立骑兵训练基地几个步骤。经过胡服骑射的改革，赵国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赵武灵王就率兵向中山国和胡地进攻，攻下林胡的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后，继而南渡黄河，在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一带）与林胡王主力相遇，一举大败林胡军，迫使“林胡王献马”[6]1811。接着，赵国集中精力攻灭了中山国，并在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年）灭掉了号称千乘之国的中山。“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赵独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则天下莫能害。”[4]43一时间，赵国成为雄视诸侯的强国。又从代郡出发，征服了楼烦人并组建了由楼烦人组成的军队。经过几年的征战，“王遂胡服，率骑入胡，出于遗遗之门（又叫挺关，在今内蒙古毛乌素沙漠东南），逾九限之固，绝五径之险，至榆中，辟地千里”[4]173。自此，“赵国北境便具有山西北部、内蒙古界，并直达塞外，而西北至云中、九原，即今陕西榆林以北，内包河套，西北抵甘肃北境。此外，赵国还在代地到阴山下一带建筑高阙为塞，筑长城抵御匈奴……这样，逐步统一了今河北省太行山东麓及相邻的广大平原和晋中、晋北、晋东的广大地区，最北达到今内蒙古河套及阴山以南的广大地区”[9]78-84。显然，赵北长城的修筑是赵国向北开拓扩张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开拓扩张功能。

从赵国北方长城的建筑情况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李逸友先生考证，赵北长城东端起点在内蒙古兴和县二十七号村北鸳鸯河北岸。[10]1-51从鸳鸯河北岸起，沿着阴山南麓，经阴山山脉的灰腾梁、大青山、乌拉山等山系南麓的平缓地带延伸，直至高阙（对于高阙塞的位置，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论）。值得注意的是，在阴山山脉修筑的赵长城，与秦汉长城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赵国长城基本修筑在阴山的南坡脚下，大多用泥土夯筑，普遍比较低矮，烽火台、障塞、城堡遗址较少，出土文物遗存很少，说明赵国长城实际使用的时间较短。将长城建立在阴山脚下，难以达到以高御低的军事防御要求，在“草木茂盛”的阴山脚下，也无法建立通畅的军事预警体系，可以说，赵北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是十分薄弱的。

那么，赵长城的修筑显然不是为了防御，从当时的力量对比来看，赵国对北方尚处于专业化游牧生产方式初始阶段的林胡、楼烦来说，也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可以说，赵北长城的修筑，是赵国向北方地区开拓扩张的产物，是为了巩固扩张成果而修筑的，并不是简单的防御。实际上，赵国此举是把它当时势力范围所及的领土全部屏障于长城之内。白音查干先生认为，赵国北方长城的修筑，就是为了把农耕民族和畜牧民族加以隔离，“阴山赵长城成为天然农牧分界线上的人为农牧分界线”[11]8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