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商人与韩王信、陈狶叛乱
代郡、雁门、常山郡靠近匈奴的地区的商人群体，面对汉朝的边境封锁，他们以犯禁走私应对。“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兰出物与匈奴交，详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2]2905裴骃《集解》：“奸音干，干兰，犯禁私出物也。”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曰：“私出塞与匈奴交市。”边地商人的“奸出物”行为，在汉朝封锁边境的政策得到严格执行时，必然受到很大限制；得到地方政府的默许时，则会畅通无阻。所以，地方政府执行对匈奴封锁政策的严格程度，直接决定着商人的经营活动能否顺利进行，间接决定了商人势力对政府的态度。汉政府修筑要塞、加强边境军备、颁布《津关令》，严格限制汉匈之间人员流动、物资流通，严重损害了从事汉匈贸易的商人利益。边地商人开始聚集在代郡一带，继续其“奸出物”的行为，并寻找机会，努力使“奸出物”行为得到政府默许。
西汉初期的郡国并行体制下，上郡（今宁夏河套平原一带）属于汉朝直辖地区，随着对匈奴封锁的加强，边地商人们只能向东移动到诸侯王辖区，继续寻求贸易机会。当时匈奴王庭在代地正北方，代郡又属于诸侯王封地，对匈奴防备相对松懈，代郡一带遂成为商人进行对匈奴贸易的理想场所。
韩王信是战国时期韩国王族之后，高帝二年十一月封王，五年春改封颍川。六年正月，移封太原，同年九月，匈奴军队围太原，韩王信叛汉。七年十月，高祖率军攻打韩王信，韩王信败走匈奴。其部将曼丘臣、王黄拥立战国时期赵国王族后裔赵利，收集韩王信残兵，与匈奴联合继续与汉兵作战。高祖再次率军出征，于平城被围，用陈平奇计脱逃，遂派樊哙领兵平叛，自己返回长安。七年十二月，匈奴攻代，代王刘喜逃归洛阳，高祖封刘如意为代王。八年十月，高祖击韩王信余党于东垣，终于平息叛乱。韩王信、曼丘臣、王黄逃亡，与匈奴势力勾结继续侵扰汉朝边境。“信亡走匈奴，其将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立赵苗裔赵利为王，收复信败散兵，而与信及冒顿谋攻汉。”[2]2633韩王信叛乱被平息后，汉朝派陈豨镇守代郡。不久之后，陈豨又与韩王信的残余势力及匈奴人勾结，发动了叛乱。刘邦再次亲征。“上曰：陈豨将谁，曰王黄、曼丘臣，皆故贾人。”[2]2633白土人曼丘臣、王黄原来都是活动于边境地区的商人，“（樊哙）破豨别将胡人王黄军于代南”[2]2657，则王黄还是匈奴人。陈豨曾“使王黄求救匈奴”[2]2638。王黄作为匈奴出身的商人，长期与匈奴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陈豨才会派遣他去与匈奴人联系。
王黄等边地商人是西汉初期代郡一带叛乱的重要人物。他们是历次叛军的重要将领，在韩王信叛乱时，王黄率军接应匈奴，“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与汉兵战”[2]2633。甚至准备与冒顿单于合围汉高祖于平城：“冒顿与韩信将王黄、赵利期，而兵久不来，疑其与汉有谋。”[4]3753不仅如此，王黄在韩王信叛乱被镇压后，再次策动了陈豨叛乱：“十年春，（韩王）信令王黄等说误陈豨。……陈豨恐，阴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及高帝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招豨，豨称病甚。九月，陈豨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劫掠赵、代。”[2]2640王黄等边地商人是策动韩王信、陈豨叛乱的罪魁祸首，还是韩王信、陈豨等叛乱势力与匈奴之间建立联系的使者，又在韩王信、陈豨叛乱时率领叛军与汉军作战。高祖对上述情况是知道的。
白土为上郡属县，地望在现在陕西省神木县、榆林县、米脂县一带，秦昭王修建的长城附近（神木县在长城以北、榆林县在长城沿线、米脂县在其南），境内“圜水出西，东入河”[4]1617。这一地区是古代西戎活动的地方，“晋文公攘戎狄，居于河西圜、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2]2883。进入战国时代，这一地区被义渠戎占据，秦昭王时“遂起兵伐灭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距胡。……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临河，徙谪戍以充之。而通直道。……十有余年而蒙恬死，于是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谪边者皆复去，匈奴得宽，稍复渡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楚汉战争时期匈奴）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者，至朝那、肤施（榆林）。遂侵雁代”[4]3749-3750。这一地区在秦末大乱时为匈奴人所占据，王黄是匈奴人就不奇怪了。
这一地区历代都活动着沟通汉族与北边游牧民族贸易往来的商人。“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绘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赏，与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马。”[2]3685乌氏县即在朝那（今宁夏固原一带）附近，处于秦昭王修建的长城之南，“奇绘物”即出产于内地而为少数民族所需要的各类织物。这些地区的商人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贸易中获得丰厚的收入，白土与朝那一样处于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分界线附近，随着匈奴的南下，白土商人获得了商机，从事匈奴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活动。当时匈奴不仅到达朝那，也到达了肤施，肤施是上郡郡治，在白土之南。由于匈奴南进和秦汉之际的战乱，再加上王黄匈奴出身的背景，使王黄等白土地区的商人们得到活动的机会，对外贸易的丰厚利润使他们积累起巨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西汉政权打击异姓诸侯王的做法与边境防御政策一起，促成了商人势力与韩王信、陈狶集团的结合。商人势力的加入，对边境地区的叛乱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