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华简《赵简子》所载成鱄与赵简子的对话内容如下:
赵简子问于成鱄曰:“齐君失政,陈氏得之,敢问齐君失之奚由?陈氏得之奚由?”成鱄答曰:“齐君失政,臣不得闻其所由,陈氏得之,臣亦不得闻其所由。抑昔之得之与失之,皆有由也。”赵简子曰:“其所由礼可闻也?”成鱄答曰:“昔吾先君献公是居,掌有二宅之室,以好士庶子,车甲外,六府盈,宫中六灶并六祀,然则得辅相周室,亦知诸侯之谋。就吾先君襄公,亲冒甲胄,以治河济之间之乱。冬不裘,夏不帐箑,不食濡肉,宫中六灶并六祀,然则得辅相周室,兼霸诸侯。就吾先君平公,宫中三十里,驰马四百驷,美其衣裳,饱其饮食,宫中三台,是乃侈矣,然则失霸诸侯,不知周室之……俭之侈……侈之俭乎?”(简5—11)
《赵简子》第二部分是赵简子与成鱄的对话,按其性质,也属于“教政”内容。其核心思想是俭侈与存亡之关系。先秦政治思想中,俭侈与为政之道,常被提及,如《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载鲁庄公对桓公庙进行的雕镂装饰,皆不合礼,御孙谏曰:“臣闻之:‘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国语·鲁语上》对此事也有记载,匠师庆言于鲁庄公曰:“今先君俭而君侈,令德替矣。”为政者的“俭”与“侈”属于为政者的政治品德内容,对国家治理产生重要的影响。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楚成王没有听取子玉杀掉重耳的建议,而是善待重耳一行,其理由是:“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晋侯无亲,外内恶之。吾闻姬姓唐叔之后,其后衰者也,其将由晋公子乎!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俭,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左传·成公十八年》载晋悼公使“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俭,是贵族子弟教育的重要内容。《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叔向曰:“郑七穆,罕氏其后亡者也,子展俭而壹。”俭与存亡关系莫大,叔向对郑国七穆中,罕氏后亡的判断,便是由于子展的“俭而壹”。
与“俭”相反的“侈”,则被看作是导致丧亡的重要原因。《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回答道:“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叔向认为郑国的伯有将为戮,其理由便是“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齐高子容与宋司徒见知伯,女齐相礼。宾出,司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皆将不免。子容专,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对曰:‘专则速及,侈将以其力毙,专则人实毙之,将及矣。’”女齐对智伯说宋司徒不免于祸的理由便是“侈将以其力毙”。《左传·昭公五年》载大叔谓叔向曰:“楚王汏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回答道:“汏侈已甚,身之灾也,焉能及人?”“侈”是导致灾祸的原因。《左传·成公十七年》:“晋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难由“侈”起,范文子唯恐避之不及。俭与侈,成为为政成功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以《史记·晋世家》载:“赵盾素贵,得民和;灵公少,侈,民不附,故为弑易。”此后儒家典籍里也一再论说“俭”的重要性,如《论语》载孔子言:“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礼记·表记》载孔子言:“恭近礼,俭近仁,信近情。敬让以行,此虽有过,其不甚矣。”《孟子·滕文公上》:“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俭”对于修身、治国,皆为重要内容。清华简《赵简子》中成鱄以“俭”与“侈”的关系,来回答赵简子的“齐君失政,陈氏得之”的原因,正是这一时代思想潮流的反映。
赵简子在赵氏宗室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其子赵襄子建立的丰功伟绩,被后世称为“简襄功烈”。从赵简子年纪尚轻位列卿位,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逐渐摆脱范氏、中行氏的牵制,使赵氏崛起强大,便可见其政治能力不凡。这与赵简子本人的善于纳谏,善于“问政”不无关系。《史记·赵世家》:“赵简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谏。周舍死,简子每听朝,常不悦,大夫请罪。简子曰:‘大夫无罪。吾闻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是以忧也。’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赵简子不爱听阿谀奉承之词,表明其一直都能以清醒的态度面对政事。《左传》中所记赵简子内容,也多以“懂礼”“守礼”形象示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黄父之会:“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简子曰:‘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赵简子对子大叔所讲之礼,大为赞赏,而且表示终身行守。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赵简子就“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的问题询问于史墨。卿大夫问政事于贤良,这在春秋屡见不鲜,如《左传·昭公十一年》所载韩宣子问于叔向,楚国能否战胜蔡国的问题,叔向由楚蔡问题而谈及治国之道。《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魏献子(魏舒)对自己任命儿子为梗阳大夫之事,询问成鱄。清华简《赵简子》的出土,再次让我们看到了赵简子礼贤的形象,对俭侈与修身、齐家、治国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