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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9年之后，一位牛津大学的教师上完课后去参加了一场派对。出生在里加的以赛亚·伯林正当而立之年，他在圣彼得堡长大，8岁时亲眼见证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后随家人移民英国。他在这里如鱼得水，掌握了这门新语言，但始终没能消除浓重的口音。他在牛津大学的各类考试中出类拔萃，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成为牛津大学全灵学院研究员的犹太人。1939年，伯林在成立于1379年的牛津大学新学院教授哲学，他逐渐疏远了逻辑实证主义（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潮之一，认为未经可重复的验证，任何东西都不具意义），生活惬意。

伯林才华横溢且颇为健谈，对各种观点都充满无尽的渴求，乐于把握机会展示自我并吸纳他人的观点。在这次派对上（确切日期不可考），他偶遇阿斯奎斯家族第二代牛津伯爵朱利安·爱德华·乔治·阿斯奎斯，当时阿斯奎斯正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古典文学学位。阿斯奎斯当时偶得一诗句，颇为着迷，它出自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之手。在伯林的记忆中，这句诗是这样说的：“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2

这首诗只剩下断编残简，所以它本来的语境已无处追寻。但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学者伊拉斯谟曾将这一诗句信手征引，3伯林也忍不住要如法炮制。或许可以以它为准绳，对那些伟大的作家进行归类？倘若真能如此，那么柏拉图、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普鲁斯特均应归入刺猬一类，而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和乔伊斯则显然应归入狐狸一类。伯林也应被划为狐狸一类，他对于那种宏大的问题（例如逻辑实证主义）不感兴趣，但研究起具体的小问题来游刃有余。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伯林无暇对这个关于狐狸与刺猬的典故有所阐发，直到1951年，他才以此为框架，撰写了一篇关于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的文章。此文两年后付梓，即短小精悍的《刺猬与狐狸》。

伯林解释说：刺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的核心观念”，循着这一观念“他们的言论与行为才具有意义”；狐狸适成对照，“追求许多目标，诸目标间往往并无关联，甚至彼此矛盾，就算有关联，也只在‘事实’层面”。这一分野简单明了，却不容轻忽：它提供了“一个用来观察与对比的视角，一个进行真正研究的起点”，它反映了“作家和思想家之间最根本的差异之一，甚至可用来对全体人类进行大致归类”。

伯林发射出的这枚“闪光弹”，尽管照亮了托尔斯泰，但未能远播。伯林声称，这位伟人（托尔斯泰）本想成为刺猬，“《战争与和平》一书原本是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托尔斯泰太过诚实，无法忽视人类性格的个体差异，以及情境的多变，这种差异与多变导致归纳与总结变得尤为困难。所以，托尔斯泰的这部杰作充满了远比其他文学作品更具狐狸式特征的文字。读者沉迷于那些狐狸式文字，却忽视了散布在书中的刺猬式历史沉思。饱受这种矛盾折磨，托尔斯泰走向了死亡，伯林对此总结道：“一位陷入绝望的老人，无人可以拯救，他闭目塞听，如同刺瞎自己双眼的俄狄浦斯，游荡在科罗诺斯。”5

参酌托尔斯泰的生平，这样的说法未免过于简略。离家出走之后，托尔斯泰确实逝世于一座不太知名的俄国火车站，那是在1910年，他已82岁。尽管托尔斯泰对几十年前自己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中留下的缺憾感到懊悔，但也不太可能像伯林所说的那样。6我们很难搞清楚，伯林引用俄狄浦斯的典故是有某种更深刻的用意，还是只是为了给文章添加一个戏剧化的华丽结尾。这个结尾或许太过于戏剧化了，因为它暗示了狐狸和刺猬之间的差异不可调和。伯林似乎在说，你只能是其中之一，若两者兼顾便难以保持快乐，无法有效工作，更别说保持健全的人格了。

伯林的这篇文章很快红极一时，而且是在没有互联网襄助的年代。对此，伯林很惊讶，但也淘气地颇为自得。书中引用这一比喻渐成风潮，有时还以漫画的形式呈现，使其中寓意更加明显。7在大学课堂上，教授开始问他们的学生：“××（可能是任何一位史学界或文学界人物）是狐狸还是刺猬？”学生开始请教他们的教授：“（当前或其他任何时期）成为刺猬好还是狐狸好？”教授和学生都开始自忖：“在这对立的两派之间，我应何去何从？”接着会问自己：“我真的属于这一派吗？”最后都会回到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

借助牛津大学的一场派对、阿尔基洛科斯诗歌的残篇、托尔斯泰史诗级的作品，伯林意外寻获两条在思想史上留名的途径。一条是神谕式的，这是史上祭司们的惯技。另一条是伊索寓言式的，托物言志，将你的观念以动物的形象体现，这些观念将永存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