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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大战略或者至少是支撑大战略的常识有可能被教授吗？论接受的正规教育，林肯比不上其他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林肯主要通过自觉地阅读和对经验的自我反思获得自己需要的知识，那么我们不能这样做吗？36答案很简单：林肯是天才，而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莎士比亚在写作方面好像也没有专门的老师。那么，其他人需要老师吗？

值得我们铭记的是，无论是林肯还是莎士比亚，都用了一生的时间达到他们的成就。今天的年轻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如今的社会将人的一生明确地分割成不同的阶段：接受通识教育，接受专业培训，进入一个组织并逐渐升迁，对组织承担责任，直至退休。亨利·基辛格在很久以前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在顶端的领导者所能利用的仅仅是其在到达顶端之前积累的智力资本。37当前社会的状况使基辛格发现的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与林肯相比，这个时代的人们学习任何新事物的时间都变得很少。

因此，塑造思想的重任只能放在学生时期由所在的大学完成。但学术思想本身就是分化的，在历史研究和理论建构之间已然存在鸿沟。而如果要将目标与手段协调一致，这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历史学家深知自己所在的领域更看重具体化研究，往往避免进行归纳总结，而归纳总结是理论建构的基础。他们只看到了世界的复杂特征而忽视了其中的简单规律，而正是这些简单规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那些复杂特征。渴望被视为社会“科学家”的理论家，总是设法寻求结果的再现性和未来的可预测性，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往往更关注那些简单规律而忽视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这两类群体都忽略了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即普适性知识与针对性知识之间的关系，而正是这种关系培育了战略性思维。而且，仿佛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这一缺陷，在以书面语言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时，这两类群体都行文欠佳。38

然而，有一种较古老的方式，能够使历史和理论携手并进。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的献词中暗示了这一点。在他看来，他最有价值和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我对伟大人物的事迹的认知，这是我通过对现代事件的长期考察和对古代事件的持续钻研而习得的”。他将这些内容提炼成“薄薄一卷”，是为了使“你（马基雅维利的赞助人洛伦佐·美第奇）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理解我（马基雅维利）多年来花费大量心血，克服艰难险阻所获得的所有知识”39。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他不朽但未完成的经典著作《战争论》中，更充分地发展了马基雅维利的方法。40克劳塞维茨认为，历史本身只不过是一连串的故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无用的，因为从这些故事中萃取的理论，使你不必再从头听取这些故事。当你即将进入战斗或面临任何其他令人忧虑的境况时，也抽不出时间这样做。但是，你也不能像托尔斯泰笔下的皮埃尔那样游荡在博罗季诺。这种情况下，训练的意义得以展现。

训练有素的士兵肯定比没有任何准备的士兵表现得要好，但根据克劳塞维茨的理解，什么是“训练”？训练是指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总结出准则，对于哪些准则已通过实践检验，哪些准则尚未通过检验了然于心。然后将这些准则应用于当下的局势：这时便要发挥规模的作用。以上行动的结果是形成一个“计划”，基于对过去的认知，结合现实的状况，以实现某种未来的目标。

但是，在与敌方交战之际，并非所有方面都能如计划般进展。交战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对方采取的行动，即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已知的未知因素”41，还受制于“未知的未知因素”，即在与敌方交战之前就会遇到的各种问题或障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克劳塞维茨所谓的“阻力”，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冲突。早在许多世纪以前，在赫勒斯滂海峡旁，阿尔达班试图警告薛西斯一世的正是这一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随机应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你有可能会坚持既定的计划，也有可能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做出调整，甚至有可能完全抛弃最初的计划。但是，就像林肯所说，无论在你前往目的地的途中存在哪些未知因素，你始终清楚自己前进的方向。你会像马基雅维利那样，从前人身上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在脑海中想到一系列应对未知因素的方法。剩下的一切就只能靠你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