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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对什么致命？伯林表示，对单一解决方案的依赖已经导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保守派和共产党人，均为那些令普通人齿寒的暴行辩护”。74马基雅维利比正常人更冷血：比如他赞扬了恺撒·博尔吉亚的做法，尽管马基雅维利自己也遭受过酷刑，但他仍然拒绝谴责酷刑（奥古斯丁从未受过折磨，也赞同这一做法）。75然而，马基雅维利谨慎地指出了暴行应被用于何时：它们应该只被用于预防更大的恐怖行径——暴力革命、战争失败、陷入无政府状态、大规模杀戮，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灭绝”。

伯林在这里看到了一种“暴力经济”，他的意思是“始终暗自保留一些力量，以保持形势的发展，使得马基雅维利和与其惺惺相惜的古典思想家所钦佩的美德，可以受到保护并得以发展壮大”。76伯林在“美德”一词上使用了复数形式，这并非是偶然，因为它更接近马基雅维利的“能力”一词，这意味着人们没必要遵守单一标准。

“人们可能同时追求多个目标并且仍然保持理性，”伯林坚持说，“保持理解力……并且从彼此身上获取光明。”否则，文明将存在于“难以穿透的泡沫中”，泡沫外面的任何人都无法理解。“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沟通是可能的，因为人之为人所应具有的根本特征都是相通的，这些共同点又成为他们之间的沟通桥梁。但我们的价值观就是我们的，他们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

“历史上人们意识到同样教条主义的信仰之间是不可调和的，并且一种信仰不可能完全胜过另一种信仰”，这便造就了宽容的根源。这些问题使人们身陷困境，十分痛苦，仿佛卡在公共生活所需和私人生活所能允许这两者中间。只有坚守各自观点的隐士，才能超越政治。

也许还有另外的世界，在那里，所有的原则都可调和，但“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我们必须相信这里的原则并采取行动”。77通过击碎确定性，马基雅维利展示了如何行动。“这种困境从出现之日起，从没有给人们带来平和”，伯林轻描淡写地总结道，“但我们已经学会了忍受它。”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