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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没有参加这场发生在斯巴达的针对他的“审判”，但他应该在选择代表方面更谨慎些。尽管斯巴达国王同意雅典代表的观点，并对发动战争的危险性提出警告，但雅典代表的辩护仍旧如此缺乏说服力，这一点更加令人难以理解。毕竟，伯里克利正是凭借其三寸不烂之舌，建立起自己的功业和雅典城邦的文化的。31究竟是出了什么大问题呢？

也许是因为雅典代表缺乏伯里克利那样的口才，被迫端出所有帝国都会走向压迫的说辞，而事实上，伯里克利坚持的观点是，他所构建的帝国将致力于解放人类的精神。即便是伯里克利本人，面对科林斯人激烈的控诉，也有可能会应对乏力。科林斯人明确表示，与雅典人的交战并没有使自己的精神得到解放，斯巴达人也不应该对此抱有希望。也许这场辩论还会使伯里克利本人也陷入循环论证的逻辑问题。

希腊人认为文化是一种品格，它具有跨越规模的可预测性，无论主体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无论其面对的是小事、大事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事情。32斯巴达人知道自己是谁以及自己想要什么，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可以预测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改变自己或其他任何人。而雅典人在城邦周围修建长墙的战略，重塑了自己的文化，这迫使他们不停息地踏足国境之外的世界。他们自己已经改变了，因此他们将不得不改变其他人（这就是拥有帝国的必然结果）。但要改变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他们，通过什么途径改变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没有人能轻易做出回答，伯里克利也不例外。

伯里克利不是薛西斯一世。“我更害怕的是我们自己的错误，而不是敌人的武器。”当战争临近时，伯里克利承认道。他知道雅典人的帝国不可能无限扩张，所以“毫不留情地修正并减少他们那些忙不迭的幻想”。普鲁塔克解释说：“他认为，只要能够遏制住斯巴达人就足够了。”33但正如伯里克利的代表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承认的，如果在整个帝国内推行平等，就像伯里克利在雅典城邦内所推行的那样，将可能导致帝国收缩，甚至是轰然崩塌。

我们的属邦将会习惯于平等地与我们交往，……一旦法庭的裁决或者帝国赋予我们的权力与他们所认为的正义相抵触，他们就会忘记帝国赋予他们的大部分利益，不再怀有感激之心，任何局部利益受损都会使他们心生怨恨。而假如从一开始我们就置法律于不顾，光明正大地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们反倒没有那么恼恨。

波斯人曾经更为残酷地对待其帝国的属邦，但那是在过去，“对被征服者而言，当下的负担总是最为沉重的”。对雅典的“平等者”们而言，“被征服者”这个词很陌生。如果斯巴达人掌权，那么他们“会迅速失去人们因害怕我们而对你们表示的好感”。34

那么，平等就是伯里克利逻辑中的漏洞。他认为，平等和帝国都是令人钦仰之物，却没有意识到，其中一个的发展壮大会导致另一个被削弱。他在葬礼上的演说反映了这一矛盾：他谈到各国自愿结成联盟以追求共同利益，但他又赞扬了雅典人通过强力称雄于“每一片海洋和陆地，无论是给予敌人痛击，还是对朋友施以恩惠”。仿佛他的脑海中并非同时持有对立的想法，而是先后展现出了两种不同的人格：之前还是杰基尔医生，演讲至中途却化身海德先生。^[4]伯里克利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也展现出了类似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