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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1月，伯林写信给一位朋友：“（在苏联）发生的丑恶与令人厌恶的一切……令人唏嘘，诗人和音乐家受到日复一日的羞辱，在某种程度上比直接刺伤他们更可怕。”25苏联艺术家是不是从未摆脱过专制主义的折磨？是的，他后来承认，但是在试图压制创造力的过程中，沙皇让这种创造力得以聚焦：在他们的统治下，苏联变成了一个思想的温室，这些思想“受到了更为认真的对待，并且在那里发挥了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大也更奇特的作用”。26他所知道的历史与他所看到的当下之间的对比在他的脑中萦绕不去，伯林开始将19世纪的俄国“与现代世界相勾连，并与整个人类的一般状况联系起来”。27

这种联系就是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俄国革命者和马克思自己的遗产。批判性判断的传统方法，无论是否有洞见，至少在一些情况下，是根据其优点而不是先入之见来评估的：“即便是有事实根据的发现，也无法改变现状。”伯林不久就将自己论点的涵盖范围扩充，将法西斯主义包括在内，这种“神秘爱国主义”的“高潮和破产”激起了欧洲19世纪民族主义者的怒火。这导致了他所在时代的两次大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这是“极权主义”决心采取“思想和论证之外的方法”消灭矛盾所造成的后果。28

理性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矛盾自身就内含着它们自己的解决途径。保守派则在时间的流逝中寻找答案——时间通过将它们嵌入新的环境削弱陈旧的争议：俾斯麦和索尔兹伯里体现了这一传统。自由主义者在对立双方共识的制度结构中寻找解决方法：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和平建议就是这一方向上的尝试。两者都有这样的信念（太明显以至无法清楚地意识到）：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有意识地运用所有具有足够智力的人所能理解的真理解决”。29

但是，如果时间流逝得太慢怎么办呢？如果“真理”并不存在怎么办呢？如果上述问题都存在，却根本无法察觉怎么办呢？19世纪俄国的激进分子就是利用上述颠覆式的观点令20世纪受累不堪：“只要是革命所需要”，那么“一切（民主、自由、个人的权利）都必须为其牺牲”。

因此，正如伯林在1953年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讲座中所说，“极大的恶”“凝固了普通人的血液”。这样的“能力”来自哪里？来自马克思全心全意贡献出来的东西——一种历史理论，这种理论给那些了解这种理论的人以自信，永远不会害怕未来。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