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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战争与和平》中的宏大叙事与细节描写之间的视角切换，仍然让读者震撼不已。托尔斯泰将视角聚焦于参加人生第一场盛大舞会的娜塔莎，聚焦于与人决斗并且幸存的皮埃尔，聚焦于现代文学史上最难相处、最严厉的父亲保尔康斯基公爵和最宽容、最溺爱孩子的父亲罗斯托夫伯爵。接着，托尔斯泰将视角从这些儿女情长转向横扫整个欧洲的军队，然后重新聚焦于指挥军队的皇帝和军官，并进一步描绘了普通士兵的生活、行军和战斗。视角再次切换，描绘了博罗季诺战役之后硝烟弥漫的莫斯科，继而转向试图逃离战火的难民，其中包括身受重伤的安德烈，他最终在娜塔莎的怀中死去。三年前（小说中则是几百页之前），就在娜塔莎的第一场盛大舞会上，安德烈与娜塔莎坠入爱河。

无论我们是以从上到下还是以从下到上的方式接近现实，托尔斯泰似乎都在表达的是，在不确定数量的层次上同时存在着无限多种可能性。有些可能性是可预测的，大多数则不可预测，只有戏剧化（不像学者那样为理论和史料所桎梏）才能逐渐反映现实。30但是，普通人在很多时候都能理解其含义。伯林试图在其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中对此做出解释。

历史，唯有历史，唯有具体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总和（芸芸众生彼此之间发生的联系，以及人类在实践中与三维的物质环境之间发生联系的实际经验之和）中包含着真理，包含着可能产生真正答案的材料。要理解这些真正的答案，无须超乎常人的资质或能力。31

尽管伯林很少将简洁视为一种美德，但这段文字对他来说也已足够复杂。但我认为，伯林在这里描述的是一种对生态的敏感认知，它赋予时间、空间和规模同等的尊重。尽管阿尔达班一再努力，薛西斯一世从未拥有这种认知。如果仅限定在小说中，则托尔斯泰几乎拥有了这种认知。但不知为何，林肯（尽管他身边没有一位阿尔达班式的参谋，也没有机会阅读《战争与和平》）通过某种常识拥有了这种认知，而这种常识在伟大的领导者身上并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