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当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反映着政策时，他是在设定一项标准，即三十年战争或拿破仑战争这种无明确目的的例外事件不应再次出现。《战争论》出版后的80年间确实没有出现这样的战争：国家间的战争时有发生，但有着明确的目标，发生在有限的范围。拿破仑之后最为血腥的冲突是美国内战和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58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前克劳塞维茨式的倒退：如果那些最初的参战国知道后来所付出的代价，它们还会参战吗？59

尽管如此，1914年8月，带着雅典集会民主自发性的整个欧洲的民众却都在欢迎战争：当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中重新点燃那种精神时，可不是为了寻求和平。我们不可能知道伯里克利准备接受何种损失——瘟疫带走了他的生命，使他永远无法想到林肯在1865年所知之事，但我们知道的是，雅典这个后世所有民主体制的楷模最终也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因为它虽不惧怕战争的伤亡，但没有质疑战争目的的能力。60

美国参战前三个月，威尔逊在国会发表了题为“没有胜利的和平”的演讲，61提出了一些类似的问题。战争难道不是应该保护而非消耗和毁灭国家的吗？妥协能否实现战争的应有作用？杀戮能带来什么成果？他自己和其他人的调解努力都失败了，因为没有领导者敢对他的“民主政治”62说出实情：战争向来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于是，每个人都盼望着更多的新武器、更多的进攻、更多“过头”的战壕冲锋能够为显然没有意义的事情带来意义。

美国参战后，威尔逊放弃了调解。他确信一个国家参战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取得完胜，但这也不会让非正义的和平变得名正言顺。因此，尽管多数时候胜利和正义都互相矛盾，但威尔逊还是试着把它们一同写入“十四点原则”中。此外，威尔逊还在“十四点原则”的最后一条中提出一项裁决手段：基于“使大小各国同样获得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相互保证的具体盟约”，成立一个“各国的联合协会”。63

这个想法有多重来源，64其中之一就是克罗在1907年所提出的要为联合反抗“梦魇”而建立一个新“世界”。在克罗备忘录首次出炉之际，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就表达了支持。1915年，仍然在职的他通过豪斯向威尔逊提议，应当成立一个战后国际联邦来替代调解：他坚持认为，只有今日的参战才能阻止未来的战争。65基辛格曾说，“格雷了解他的人民”。“自年轻时代起，威尔逊就坚信美国的联邦制度应成为一个终极‘人类议会’的典范。”66

假若如此，威尔逊实则忽视了美国民主的一对矛盾。这对矛盾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英国的辉格党：这些制度的目的是行使权力还是防范权力不被滥用？67在1918年4月，美国人欣然说服自己，只有战争才能恢复他们的安全，恢复他们的荣耀和自尊。当然，这不是说在战争胜利之后他们将承诺确保其他所有人的安全。美国的民主寻求权力，也极度不信任权力。

英法民主有其自身的矛盾。它放不下为战争所做的牺牲，坚持要求德国人承认“罪行”并且支付赔偿——即便在非民主的情况下，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也以和解缔造了和平，而这次却没有。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自觉原则都和威尔逊在“十四点原则”中提到的边界“修正”相矛盾，也无法与英法殖民帝国的“永续”原则协调。68尽管威尔逊试图依靠国际联盟来修正《凡尔赛和约》中的不公平，但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打算把德国或苏维埃俄国作为这个新联盟的创始成员。69

威尔逊再次引发了大家的期待，但这次陷入实现无门的境地。或许跟伯里克利之后的雅典人一般，他混淆了力量和希望。70或许他过于拖延自己无力解决的事情。或许他没能领会让民主反对其民选代表的讽刺意味。或许他日益虚弱的身体让他的政治敏感度越发迟钝：1919年秋，他在为国际联盟寻求支持的全国巡回演讲中染病，之后再也没有好转。或许多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和教授民主课程的他从一开始就不懂民主为何物。或许他在位高权重后脱离了常识的引力束缚。

无论如何，参议院对《凡尔赛和约》及美国成为国际联盟成员的拒绝不仅击溃了威尔逊，而且浇灭了希望的扩张——从坎宁到林肯、索尔兹伯里侯爵、麦金德、克罗、格雷、豪斯及威尔逊自己，他们无不渴望“新世界”会在将来的某一天纠正“旧世界”的失衡。和雅典人对米洛斯人说的不同，71这一次，“强者”未能做他们该做的，结果，他们让“弱者”获得了任意妄为的能力，更有甚者，他们让俄国和德国照着理论改造了现实，并以此建立起专制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