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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有些人能够准确预测未来，而有些人则不行？为了探寻这一问题的根源，美国政治心理学家菲利普·E.泰洛克和他的助手们搜集了来自高等院校、政府机构、智库、基金会、国际机构和媒体的284名“专家”在1988—2003年对世界政治做出的27451项预测，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为严谨的研究。泰洛克在2005年出版的《专家的政治判断》一书中通过各种图表和方程式展示了此项研究的结论。

“这一问题无关专家的身份（不论其专业背景、地位等），”泰洛克总结道，“也无关专家的理念（不论他们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现实主义者还是制度主义者，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真正重要的是专家的思考方式，或推理方式。”关键的变量是，基于伯林的定义，专家的自我定位是“狐狸”还是“刺猬”。结果是明确的：相比刺猬型专家，狐狸型专家的预测准确率要高得多。刺猬型专家的预测准确率接近于黑猩猩投掷飞镖（大概是用计算机模拟）的命中率。

泰洛克对这一结果备感震惊，便着手探寻这些狐狸型专家和刺猬型专家的差异。狐狸型专家的预测依赖的是一种直觉式的“对多渠道信息的拼合”，而不是基于一些“宏大图式”推导出来的结论。他们不信“模糊的政治主题”能够成为“精确严谨的科学界的研究对象”。他们中的佼佼者“都有一种自我贬低式思维模式”，“对任何思想均持批判态度”。但他们的观点往往层次不清，缺乏逻辑——主观倾向性太强而缺乏合理论证，以至难以吸引人们的注意。政策制定者更是无暇倾听他们的观点。

相比之下，那些刺猬型专家避免自我贬低，无视批判性观点。他们不遗余力地提出那些大而泛的解释，“对‘不明就里’的人表现得很不耐烦”。当他们挖掘的智识的洞穴太深时，他们只会低头继续深挖。他们成为“自己先入之见的囚徒”，被困在自鸣得意的循环之中。若取其部分观之，则他们的表现可圈可点，但与实际发生的一切并无太大关联。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泰洛克提出了一个“良好判断理论”：“自我批判式思想家，更擅长探寻变动形势下的矛盾动态，进行预测时更为谨慎，能更准确地从错误中总结经验，不太倾向于合理化这些错误，更愿意及时更新自己的观念。在这些优势的共同作用下，他们能更好地预测下一轮事件发生的概率，紧扣住现实的可能性。”13总之，狐狸型专家在预测方面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