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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伯里克利为何如此惧怕做出让步呢？战争只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不可避免。即使在斯巴达公民大会决定与雅典开战之后，斯巴达人仍然为其预留了种种转圜余地，但伯里克利全都拒绝了。相反，伯里克利坚信自己无法做出一个小的让步（即撤销针对迈加拉的禁令），因为这可能令其威信严重受损。但是，早在25年前，随着雅典长墙完工，一旦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爆发，则意味着雅典将除雅典和比雷埃夫斯之外的整个阿提卡拱手让出。是什么让雅典在迈加拉问题上甘冒这个风险？

大约2400年之后，美国的经历可能蕴含着上述问题的答案。1950年1月1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发表演说，称美国今后将依靠海上和空中力量在西太平洋的冲绳、菲律宾等近海岛屿构建起“防御性外围”。这一决定经过了杜鲁门政府最高级别智囊的精心研判，看起来是将东亚其他地区让给了苏联，其中包括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46这一长墙是流动的，但它的存在所代表的美国放弃的陆地之广阔，是伯里克利无法想象的。

然而，当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和斯大林已经知晓艾奇逊的上述演说内容）朝鲜与韩国发生战争时，杜鲁门总统在一天内决定派麦克阿瑟将军率军加入朝鲜战争。麦克阿瑟马到成功，紧接着中国也加入了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在1953年陷入僵局，超过36000名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而早在美国军队被派往朝鲜半岛之前5个月时，美国政府曾公开声称韩国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47

“岛屿”战略需要极强的意志力。当眼看着曾经在你控制下的区域陷入硝烟时，你要能保持自信，不能撼动盟友的信心，更不能助长敌人的志气。建造围墙和设立外围区域可能是理性的选择，因为用有限的资源去追求必然失败的事业是没有意义的。但战略并不总是理性的。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坦然自若的撤退“非常罕见”。更多时候，军队和国家无法区分有秩序的休战与卑微的投降，或者说无法区分远见与恐惧。

被放弃地区的命运将引起公众的关注和不满，军队可能会对其领导人失去信心，也会丧失自信，而且无休止的殿后行动只会强化军队的恐惧心理。这种撤退产生的后果不容小觑。48

伯里克利之所以不愿撤销针对迈加拉的禁令，正是出于这一担忧。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在考验雅典的决心，但鉴于公元前432—前431年，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人们开始产生这种担忧。杜鲁门看待韩国问题时也是如此。这个国家本身无关紧要，但是当它与朝鲜发生争端时（朝鲜战争之所以能够发生，离不开斯大林的支持），它就变得无比重要。

接下来就是，领导者如何拆除他们在关键利益和次要利益之间亲手设立的隔离墙。抽象的战略和战略家自身的情感永远无法完全分割：两者之间只能达成平衡。然而，两者各自所占的权重则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炽热的情感只需瞬间便可融化多年冷静反思所形成的战略，并让人在随后的数十年陷入无法冷静思考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