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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12月1日，林肯在第37届国会的第三次会议上发布他任内第二年度国情咨文讲话。和大部分类似的讲话一样，这次的发言内容也多是琐碎信息：提议对非法扣押在查尔斯顿港的挪威船只给予补偿，欢迎和土耳其、苏丹签署新的商贸合约，称赞邮政局财务状况的改善。但是，在讲话中他也号召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将战争期间的废奴主张永久合法化。在该讲话结尾处，林肯的全局观天赋再次显露无遗。

我们说自己是为了联邦，世人不会忘记我们的话。我们知道如何拯救联邦，世人明白我们确实知道如何拯救联邦……以解放奴隶的形式，我们将自由归还于自由人，这与我们的付出和保护一样无比高尚。我们要么将崇高地保存，要么将卑贱地舍弃这世上最后的美好希望。81

对林肯而言，这并不是新的启示。“世上最好的希望依赖不断延续的美利坚合众国。”他在1952年纪念亨利·克莱的悼词中说。82在伊利诺伊州和道格拉斯辩论时，他也经常心怀天下。831861年，在得到克莱和道格拉斯觊觎已久却从未得到的职位之后，林肯对国家的责任做了如下定义。

于世间维持政府的形与实，并以改善人民的境遇为主要目标——卸下所有人肩膀上不必要的重担，为共同伟大事业的追求扫除路障，让所有人在人生赛跑中享有无拘束的起点和公平的机遇。84

如此便可以证明“人民的政府不是无稽之谈”，他当时私下补充道。85

在1862年的讲话中，他所认定的荒诞之事便是一个分裂的联邦，因为“我们充足的空间、宽广的家园是我们丰富的资源”。它的港口保证所有美国人都能乘风远航，而这些港口的数量将在1925年远超欧洲。黑奴解放缩短了战争时间，为国家发展提供了保障，也相应地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分裂一旦成功，就只能带来更多分裂，而结果将“严重而充满伤害”。86我们不知道林肯是否记得或者知晓亚当斯在1825年的国会讲话，他们两人的讲话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自由即力量”，并且“有着最大自由的国家就应相应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87

为此，当国民经济发展的南方反对者被清除出华盛顿之时，林肯抓住了机会。在成为共和党人之前，林肯是辉格党成员。如果他早些出生的话，他可能会成为汉密尔顿式的联邦主义者。同时，林肯寻求并得到了亚当斯和克莱可能会嫉妒的东西：包括通往太平洋的铁路在内的国内交通改进、用于定居的西部廉价公共土地、受资助的州立大学、保护性的关税、中央银行系统，甚至还有在战争时期也照常征收的联邦税收。只有银行和税收有当下的军事效用，而剩下的措施则为未来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这些举措，20世纪的“新世界”就不可能数次从“旧世界”中拯救自由。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