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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目标是什么？我认为这是奥古斯丁对正义的看法，其中，秩序必须优先。只有国家才能提供稳定，但奥古斯丁只向他的上帝负责。马基雅维利不是无神论者，但他信仰的上帝并不治国。罗马天主教会仍参与治国——尽管其势力被信仰基督教的罗马皇帝极大地削弱。这让马基雅维利困惑、恼火，有时甚至觉得好笑，但这只是暂时的。事实上，他指责教会，在其他国家通过文化、语言和新兴文明而统一起来的时候，意大利则陷入分裂。62

那么，谁来监督国家呢？马基雅维利回答，通过各国力量的均势来实现。首先，要在国家之间形成均势，改变旧罗马和天主教会的普世性传统。马基雅维利理想中的治国方略启发了黎塞留、梅特涅、俾斯麦、乔治·F.凯南和亨利·基辛格。它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被正式提视为神圣准则，在此方略的视角下，国家的内部结构没有多大重要性：真正重要的是它们的外部行为。63

但是，马基雅维利在另一层且更微妙的意义上理解均势，这在《论李维》中比在《君主论》中表达得更为明确。

只有在共和政体中才能恰当对待共同利益，因为促进它的一切都得到了实施；尽管这个人或那个人很有可能会成为共和政体的失败者，但还是会有很多人从中受益，如此而言，尽管少数人因此而承受苦果，共同利益则得以实现了。64

直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揭示“看不见的手”，美国开国元勋起草宪法并且在《联邦党人文集》（1787—1798年）中为宪法制衡辩护，康德将共和国与《永久和平论》（1795年）联系起来时（无论这样做多么牵强），这种内部均衡的观念才再次出现。在这一切的基础上，20世纪才会出现尊重秩序和正义的国际体系的观念，65而这是奥古斯丁早已预见的。

这并不是说奥古斯丁影响了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又影响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体系又影响了伍德罗·威尔逊，历史不需要直接继承。但是，这借由秩序（能力）来寻求正义（目标）的1600年，指明了一种持续的模式：修昔底德可能会认为这就是他反复提到的“相似”之一，都是出于人性的本质。

接下来，如果能够得到清晰的聚焦和简洁的呈现，这一切思想的精华就可成为国家面对未来的所需。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最接近这个标准，用潘格洛斯博士的话来说，（它）是最好的政策简报。尤其是，它的作者从来没有把幻灯片和权力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