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与乔治·凯南共处的西伯利亚人、圣徒奥古斯丁和罪人马基雅维利，都设计了救赎的策略：西伯利亚人希望摆脱暴风雪、地震、疾病、饥荒和夜空中闪烁的光芒；那位圣徒则希望摆脱人间的乱序和地狱的火焰；罪人要救赎的是不称职的统治者和他们治下的失败国家。西伯利亚人通过用动物祭祀来满足神灵。圣徒从独一无二的上帝那里寻求理性。罪人对众神与上帝均视若无睹。西伯利亚人有不成文的赎罪仪式。奥古斯丁在一部巨著中描绘了想象出的城市。马基雅维利为君主准备了简报，而君主对此的注意力远不及后来的读者持久。

所有规定的程序指出：“做这个，然后去做那个。”所有这些都将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这在以前有效——值得再次尝试。”所有人都使用清单：“在你做任何事之前，一定要确定你要尝试做的是什么，并确保有你需要的东西。”你不能也不应该做所有事情，所以你会选择：“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或“这是正确的”。你使目标与能力相匹配。这两者是对立的——前者漫无限制，后者则受限，但必须将两者联系起来。只有当你同时考虑到这两者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并不容易。奥古斯丁未能证明上帝的无所不能如何能与人类的自由共存。马基雅维利解决了这个问题——上帝并不想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但也通过让上帝无所事事而制造了另一个问题。直到1953年以赛亚·伯林发表一篇演讲之前，这些残局一直留存着并令人不安。66这篇演讲题为“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The Originality of Machiavelli），但全篇都好像在讲对奥古斯丁的上帝城市和凡人之城的重建，只字未提及这些城市。

伯林问道，为什么马基雅维利这么多年来让这么多人感到不安？仅生活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代的人，就不下400次地谴责他，67连我那些辗转反侧的学生也遵循这悠久的传统。马基雅维利确实不圆滑，但他在《君主论》中就警告说不会“修饰”自己的文章。68他几乎没有幻想，但没有像霍布斯那样称生活是“孤独的、贫穷的、讨厌的、野蛮的、转瞬即逝的”。69马基雅维利没有隐瞒令人丧气的现实，但也没有像奥古斯丁那样在谈到婴儿时说，他们只是因为“没有力气”才没有做坏事。70

伯林总结说，马基雅维利所冒之大不韪，在于证实了每个人都知道但不会承认的事实：理想“无法实现”。因此，治国方略永远无法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取得平衡：只存在相互矛盾的现实主义。在治国理政中，政治和道德之间没有竞争：政治永远获胜。没有一个国家尊重基督徒关于拯救灵魂的教导。这种不相容性是不可调和的。用伯林的话来说，否认这一点，就会“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最后必以虚弱和失败告终”，这也正是马基雅维利的观点。71

那么，该怎么办呢？马基雅维利和伯林都赞同“生命之轻”，因为他们的答案是一样的：不要担心。学会接受冲突。伯林指出，马基雅维利没有表现出任何“痛苦的迹象”，他自己也如此：“隐士”总能“在沙漠中践行他们的美德”，而“烈士将在事后获得奖励”。马基雅维利“对公共事务感兴趣；他关注安全、独立、成功、荣耀、力量、活力、人间的幸福，但他不关心天堂；他关心现在、将来以及过去；他关心现实世界，而不是虚构的世界”。72

所以，除了对一些教徒僧侣来说，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已不存在于地球上。幸存下来的凡人之城没有一条通往救赎之路。“原则上，应该能找到人类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的正确、客观、有效的答案”，伯林发现这一想法“本身在原则上便不属实”。马基雅维利就此将“西方人的信仰和生命所建基其上的那块基石”劈开了。是他“点燃了致命的导火索”。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