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伯克于1775年3月22日站出来，向英国议会解释英属美洲殖民地上的人们所取得的成就。他称，“这些已脱胎换骨的人……尚未完全成熟”，但他们展现出了一种“强韧的勤勉”，而这种勤勉正是源于对英国的自由、本土的共和主义、多元化的信仰的传承。他们对奴隶制的依赖虽然令人不安，但是有利可图。识字率的普遍提升则让他们争讼好胜。而“隔在你们和他们之间的3000英里宽的海洋”则促使他们自力更生。除了“明智而有益的忽视”之外，他们这一切的成就“丝毫未得益于我们任何形式的关爱”。在他们的成就中，“我放下了所有对权力的骄傲，我此前对人类谋划能力的假设也被推翻……本着自由主义精神，我宽恕了一些事情”。19

的确，在18世纪上半叶，英国在英属北美地区的政策实施中罕见“谋划”。旷日持久的欧洲战争，加上在弱化的君主制下独特的“政党”的崛起，留给野心勃勃的殖民计划的时间和精力已经所剩无几。同时，不易被影响的北美地区的人们不肯轻易去尝试外来指令。“像大多数初到此处的年轻人一样，我以为自己能够在处理各种事务时做出巨大改变，”一位殖民地州长在1737年写道，字里行间充满忏悔，“但对这里的人们有了些许了解，并且反思了故土的实际情况后，我意识到以前的想法是个彻底的错误。”20

然而，这种松散的状况很难维持下去。殖民地的人口每25年便会翻番，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51年指出：在一个世纪里，“在大洋的这一边，英国人的人口数量将达到顶峰”。21这意味着向西的领土扩张势在必行，但是，法国人与当地的印第安人结成盟友，将英国殖民者扩张的道路封锁。1754年，年轻的陆军上校乔治·华盛顿未能夺回英国边境堡垒，22一场新的战争就此爆发。这场战争因为持续7年而为人所熟知，战火更是蔓延至欧洲、印度和公海。战争期间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法国于1759年将魁北克省拱手让给英国，之后更是完全退出了北美地界。

1763年《巴黎条约》的签署看起来像是英美的胜利，但事实上它使获胜者分道扬镳。这场战争使统治阶层聚焦以下问题：国王乔治三世的部长们问道，战后殖民地的管理为何会再次失去重心？按照某种计算方法，英属美洲殖民地的那些人缴税最少，难道他们不应该为自己获得的安全付出更多代价吗？虽然英国央行现在能提供资金支持，但英国人怎么可能无限期地积累债务呢？不应该有人管理阿巴拉契亚山两边的定居点，防止外来人口和原住民之间的冲突吗？如果不好好管理它，即使坐拥一个帝国又有什么用呢？23

然而，对于习惯不受干涉的英属美洲殖民地的人们来说，这样的问题表明，政府即将对他们实施高压政策，而这种政策一旦得到实施，就很难撤销。24他们先是感到困惑，然后是怨恨，随着1765年《印花税法案》的通过，他们开始进行抵抗。议会鞭长莫及，无计可施，只能选择妥协，并为了自己的利益于1766年颁布了《公告令》，保留了英国恢复曾经被废除的法案的权利。伯克尖锐地讽刺这种任意妄为的行径：“在你制定了一部法律之后，你必须再制定一部法律来保证实施，如此以往，陷入无休止的徒劳和无力之间。每一项大法案诞生的同时都必须有一项小法案跟随，就像是一个乡绅走到哪儿都提着自己的盔甲一样。”25

洛克主张权力分散：人民必须服从政府，但政府也必须反映人民的意志。不过，即便对于一个小岛国而言，要践行洛克的主张也如走钢丝一般。而当要跨越整个大洋时，这根钢丝更是如线般纤细，因为距离不但会阻碍反馈，还会煽动民众的反抗情绪。早在1769年，伯克就已经看到了这些困难。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们已经发现或者说自认为已经发现我们想要镇压他们；我们已经发现或者说自认为已经发现他们要揭竿而起。我们的严厉助长了他们的错误行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前进，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撤退。26

唯一的出路就是与他人分担你的不满：“所有政府，实际上每一个人的利益和享受、每一种美德、每一个谨小慎微的行动，都建立在妥协和讨价还价上。我们平衡不便；我们给予和接受；我们让渡一些权利，以便享受其他权利……但是，在所有的公平交易中，购买的东西都必须与支付的金额成正比。”伯克在其1775年的演讲中，以这句话作为结束语：“剥夺（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这种自由，你便打破了维系帝国统一的唯一纽带，这个纽带最初就已存在，而且必须维持下去。”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