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以赛亚

“我讨厌任何类型的中断，”以赛亚·伯林在1936年致信他的朋友、小说家和诗人斯蒂芬·斯彭德，“这只是用另一种方式委婉表达：我做事启动缓慢，不喜欢被改弦易辙……因此，我热情地捍卫所有的小型社会和固定的学科等，这只会合理化我对自己期望中的子宫（一个有观点的子宫、一个属于自己的子宫等）的热爱。”1三年后战争爆发时，连伯林所在的牛津大学校园对他来说都显出幽闭恐惧。因出生时胳膊受伤而无法服兵役，又因拉脱维亚和俄罗斯血统而被排除在情报工作之外，他在法国沦陷后承认“私人世界在许多地方已经破裂，我非常希望以某种方式助力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2

这封信到了玛丽昂·法兰克福特手中，她的丈夫费利克斯曾经是哈佛法学院教授，如今则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亲密顾问，罗斯福最近任命他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伯林因法兰克福特夫妇曾经在牛津待过一年而得以与其相识。3伯林习惯于扎根在一个地方（也许是碍于他的财务状况），所以截至当时一直没有见识过美国。当32岁的他在1940年夏天最终到达那里时，就像哥伦布一样，经历了险恶的航程和错误的登陆。

然而，另一位熟人、外交部的盖伊·伯吉斯声称已经帮伯林谋得一份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伯林精通俄语，急于找到用武之地，便抓住了这次机会，到7月中旬时，两人坐上了一艘船，在大西洋上曲折前行，以避开前往魁北克的德国潜艇：在纽约短暂停留后，他们计划通过日本和西伯利亚前行。但伯吉斯并不可靠（当时就被称为酒鬼，后来则被曝光为苏联间谍4），并未就伯林的职位获得英国驻苏联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首肯。当被告知他们正在路上时，他拒绝接见他们。伯吉斯的上级命令他返回伦敦，让“不是国王陛下政府雇员”的伯林滞留在美国，随性去做“他认为最好的事情”。5

“我显然需要给自己创造一份工作，”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不得不说，在这方面我太糟糕了。”6所以，他开始诉诸关系网，这是他非常擅长的事情。他从法兰克福特一家开始，在那里他以三寸不烂之舌让一位客人——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写信给克里普斯，请他改变主意。伯林随后通过牛津大学的朋友的关系在华盛顿找到了落脚之地，并很快通过语言的力量得以和苏联大使共进午餐。他问东道主：为什么斯大林最近要吞并拉脱维亚？那是对波罗的海诸国的“新政”，这位高官嘟哝着，并给伯林签发了签证。7结果证明他不需要这签证，因为克里普斯没有让步，更因为伯林此前没有考虑过的一份工作找上门来。

“我们未曾谋面，甚至从未耳闻以赛亚的名字，”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约翰·惠勒-本内特后来承认，“但是当我们坐在花园露台上喝着手中的酒水时，我立即为他的聪明才智和个人魅力所倾倒。”尽管只在美国待了几天，但伯林展现出的是一种“对这个国家相知一生”的感觉。

他似乎永远不会停止说话，但从未让我们感到厌烦，即使我们有时要理解他有些费力……他才华横溢，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听他说话会感觉受到压迫或者被冷落。以赛亚身上最宝贵的特征之一，是他能够唤起别人身上的天赋……给他们的印象是，他们真的比自己所认为的更加睿智和诙谐。

在敦刻尔克之后，新首相已复活了一个旧预言——“在上帝的美好时光里，新世界充满力量和威势”，并将寻求“拯救和解放旧世界”，8得知这一切后，惠勒-本内特和他的同事商议决定让伯林与他们一起留在大洋的这一边：对他们来说，他是他们“祈祷的回应”。9

他们决定，他的工作是向“旧世界”解释“新世界”。珍珠港被偷袭时，伯林正在准备“每周政治摘要”，每一条长数百字，重点是但又不限于发生在华盛顿的事情。这些机密报告以外交邮包的形式或（若有必要）通过电报发回伦敦，填补了绝密通信和公开新闻之间的空白。10他们提供了急需的背景，同时充分发挥了伯林的社交才能。他现在可以凭良心且以为胜利做贡献的名义去参加他喜欢的无数社交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