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伟大的总统

约翰·昆西·亚当斯在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俄国待的时间远超克劳塞维茨和拿破仑的总和，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出现在《战争与和平》中。1在1824年美国总统竞选逼近之时，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三位人物却萦绕在亚当斯心头。第一位是麦克白，他“不怀好意的野心”让他得到了王冠却丢失了灵魂。第二位是哈姆雷特，对他来说，在阴暗时刻的死亡正是“求之不得的结局”。第三位是来自《理查二世》的博林布鲁克：“谁能抵挡火焰的炙热，仅凭脑中幻想着高加索的寒冰？”亚当斯竭尽全力，但他开始畏惧自己的希望。“对于那些对我们最好的事情，我们却知之甚少，”他在日记中写道，“竞选中最大的不确定性便是我是否希冀成功。”然而，“我所面临的风险远高于联邦中的其他人”。2

亚当斯想表达的是他对自己父母的亏欠。不到9岁的小亚当斯目睹了邦克山战役中的杀戮，母亲在战争期间悉心照料着他，父亲要求10多岁的他阅读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还要能流利地讲法语。后来他自己又掌握了西班牙语、德语和荷兰语（但是一直没有选择俄语）。年仅26岁的亚当斯担任美国驻荷兰公使，30岁时就任美国驻普鲁士公使，36岁时成为美国议员，而且在担任议员期间他还兼任哈佛大学的修辞和演讲教授。离开俄国后，亚当斯参与了终结1812年英美战争的《根特条约》的谈判，担任美国驻英公使，并于1817年成为国务卿。他堪称截至当时最富影响力的国务卿。3此时，麦迪逊和门罗已经迈向就任总统之路，而在家人殷切期许下的亚当斯，从童年开始就在为当总统做准备了。

不过，到1824年时，弗吉尼亚王朝4和约翰·亚当斯时代的崇敬已经让位于喧嚣的玩世不恭。面对竞争残酷的报纸媒体、刚拿到选举权的选民和不断扩张的疆域，精英们显得力不从心。亚当斯认为绅士不应争夺，但倘若在总统选举中失败，“我过往的工作也将遭受国家的斥责”。5此外，他那曾经担任过一届总统的父亲也在马萨诸塞州密切关注着他。18世纪80年代，华盛顿盛行的做法是寻求平衡低调行事，但在19世纪20年代，这种做法并不适用于亚当斯。

当美国后来的战争英雄安德鲁·杰克逊6获得普选多数票而非选举团的多数票时，亚当斯火力全开。按照美国宪法要求，众议院需要判定选举结果。众议院中亨利·克莱（总统竞选时票数紧跟在亚当斯之后）的支持者加入了亚当斯的阵营，让亚当斯顺利当上总统。亚当斯后来任命克莱担任国务卿。选举中是否真的存在交易并不重要：交易的影子萦绕于选举的每个角落，让杰克逊和他的追随者猛烈斥责其为“腐败的交易”。之后，亚当斯和克莱两人开始了历史学家肖恩·威伦兹所说的“毫无政治才智和想象力”的任期。7

亚当斯的补救方法就是把军队开到莫斯科去。这当然只是个比喻，不是真的。1825年12月，亚当斯不顾内阁反对，向国会提交了他的第一份年度咨文。这份咨文所描述的抱负和实现抱负的能力之差别是拿破仑级别的。尽管能够运作的力量小到只有他自己一人能察觉，但亚当斯想要的极多：一所国立大学、联邦投资修建公路和运河、统一度量衡、更为强大的海军和一所海军学院、推进全球商业，以及推进门罗主义的积极外交。因为自己痴迷天文学，他甚至要求建立一座国家天文台——美国版的欧洲“天空灯塔”。时人评论道，这位新任总统的想法不仅飘在云里，而且飞向群星了。

亚当斯坚持认为，忽视这些急迫的事项等同于“把我们所具有之天赋全部藏入泥土中”。因为“自由即力量”，并且“享有大量自由的国家就理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被选民意志麻痹的”慵懒只能给国家“招来”“无尽的劣势”。8亚当斯的言论也麻痹了他为数不多的支持者，执政一年未满，连任就已确定无望。

或许亚当斯希望通过放弃总统职位换回那些为了竞选而抛弃的原则。或许他一直在自我怀疑：自己的双亲将雄心壮志视为责任却鲜有令人安心的保证。或许他已落后于时代：在不远的将来，美国政治是杰克逊式的放权而非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式的集权。或许他走在时代之前：在更遥远的未来，美国内战需要复兴联邦制来取胜。或许他看到奴隶制将会导致内战，希望那邪恶的一天能够推迟到来：亚当斯明白《密苏里妥协案》的脆弱性，他和同时代的大部分人一样不敢直呼“奴隶制”这几个字。9不论如何解释，亚当斯最终如同拿破仑1812年离开俄国那样于1829年卸任总统：他精疲力竭，失去了同盟的支持，因自己的错误判断而出局。

但亚当斯以拿破仑想象不到的方式重整旗鼓：他选择自降身份。亚当斯同意在马萨诸塞州众议院任职，这位前总统只想在那里为公众服务。1831年，亚当斯轻而易举地成为众议员，并在以后的10年零6个月中专注于一件事：成千上万次地和同僚进行反对奴隶制的辩论。虽然在挑战众议院对此话题的禁言令时经常形单影只，但他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亚当斯说，尽管美国宪法保护奴隶制，但是第一修正案也保证他的言论自由和“请愿权”。坚持不懈，逻辑缜密，目标坚定，亚当斯击败了对手。

接着，在1841年3月，74岁的亚当斯将美国最高法院确定为新的目标。亚当斯为“阿米斯塔德号”的囚犯辩护（“阿米斯塔德号”上的非洲人因奴隶制而被卖到西班牙控制的古巴，被美国海军扣押，当时有同情心的律师申请将这些囚犯遣返）。在长达8个半小时的发言中，他提醒在场的法官：《独立宣言》的副本就在墙上挂着，他们怎么能够不产生释放囚犯的想法？在道德、立法本意和《独立宣言》的感召之下，法庭出乎意料地同意释放囚犯。即使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个国家也迟早会这么做。

纵观林肯之前的美国先驱，正是亚当斯将宪法置于《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的框架之下。当然，亚当斯知道，当时的美国宪法还无法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