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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希腊便迎来了伯里克利时代。伯里克利是一名雅典贵族，是剧作《波斯人》的制作者之一。他优雅、谦逊，吸引了众多追随者，他是艺术赞助人、成就突出的军事指挥官、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精明的经济学家、具有不朽独创性的宪法理论家，他还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如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雅典，当时也是由他主持重建的。他作为雅典城邦甚至雅典帝国的领导者，执政时间长达20多年。13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也主要归因于伯里克利而非其他人，这场战争是他在试图构建一种能够支持其战略的文化时产生的意料之外的结果。

斯巴达人不需要构建新的文化，因为在波斯人入侵希腊的战争中，斯巴达人的固有文化基本完好无损。然而，雅典人的文化遭遇毁灭性重创。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斯巴达人未参与此次战役）和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亚战役（斯巴达人参与了此次战役）中，雅典军队击败波斯大军，展示了自己的陆地作战能力。但是，塞米斯托克利斯修建长墙的计划则要求雅典放弃这一优势，因为他担心在陆地作战能力上，雅典永远无法与斯巴达军队争雄。14到公元前5世纪50年代中期，对这一工程持赞同态度的伯里克利已经建成了环绕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长墙。自此之后，希腊参与的任何战争都要完全依赖海上作战。新战略是有道理的，但正如修昔底德所看到的那样，它彻底改变了雅典人。

传统上，雅典人的供给一直是由农民提供的。在和平时期，他们在田地和葡萄园里劳作，为这座城市提供日常所需，当战争来临时，他们则加入步兵和骑兵的行列。但是，长墙建成后，他们的土地随时有可能被牺牲，他们的影响力也因此减弱了。一旦斯巴达人入侵，他们将沦为难民，只能涌进长墙内，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屋、庄稼和橄榄树被摧毁。伯里克利本人也拥有土地，他为展现决心，承诺会把自己的田地付之一炬。最后，他想当然地认为，斯巴达人终会放弃入侵，但这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土地上的奴隶会发动叛乱，而不是之前作为雅典社会稳定剂的农民的功劳。与此同时，在比雷埃夫斯港口外运营的船只将从海外属国获取物资以支持雅典，雅典海军将通过袭击斯巴达人未设防的海岸线，从而加速其撤离。15

然而，维持商船队和海军是非常昂贵的。在陆地上作战时，一名雅典甲兵（即披挂重型甲胄的步兵）只需要一把剑、一个盾牌、一个头盔、一副轻便的盔甲，以及对其身旁战友的绝对信任，因为希腊的甲兵方阵进攻时是整体行进的：个人即兴行动一定会带来灾难。然而，打造一支海军需要港口设施、船只、船帆和一群桨手。那些桨手的工作环境往往非常恶劣，经常会泡在污秽的舱底积水中（三层桨座战船很少靠港补给），无法看到战斗的进展情况，如果战斗不顺利则要冒着被淹死的风险。对于这些人，要提供足够的激励，仅仅许诺他们宅院是不够的（大多数人从未得到过宅院），想要对其进行密集队形训练更是无从下手（在臭烘烘的、滑不留脚的船舱里，这么做也不现实）。16

需要激励的远不止这些桨手。三层桨座战船是战舰，只有在海战中才能发挥作用。战船的建造者（无论是个体公民还是公共财政部门）几乎都不可能期望获利，因此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些相对无形的利益。雅典人也不能强迫其殖民地为他们提供给养，要想获得粮食、牲畜和鱼类等，需要的是激励而不是强制命令。对于参与修建长墙的妇女和儿童，雅典也支付不起他们报酬，因此必须确保公民的家庭利益与城市的战略要求相吻合，要完成大事业就必须提供宏大的激励。必须有人能够向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展示，大家现在做出的牺牲将在以后收获累累硕果。伯里克利心中所想的激励方式并不是像以前那样以神谕服众，17而是向大家展示，这个已成为国家的城邦，即将发展成为帝国。

尽管如此，雅典仍然是一个社群。如果雅典想要依赖民众的一腔热情发展壮大，那么它必须激发整个城市的各个阶层，以及整个帝国内各个民族的向心力（尽管当时雅典维持了与其竞争对手斯巴达的团结，但它在很多方面仍旧只是一个小城邦）。这就是为什么对伯里克利来说，建立一种文化是当务之急。